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性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 ：“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不一而足。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专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每逢佛教的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到宋代仪茶敬佛，发展成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表演，宋代的斗茶也十分时兴，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决出茶叶质量的高低，故又称“茗战”。后为决出进贡朝廷的上品茶，斗茶风遍及各地。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茶事过程中，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啜饮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涵了体味领悟自然的真谛，并以此领悟佛性和超凡脱俗的意韵。唐代轰动一时的禅宗“赵州吃茶去”，正是茶禅一味的表现。说的是河北赵州有一禅寺，寺中一高僧名从念禅师人称“赵州”，问新到僧：“曾到此间乎？”答：“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答：“不曾到。”赵州又说“吃茶去！”后院主问：“为何到也‘吃茶去’，不曾到也‘吃茶去’？”赵州又说：“吃茶去”。赵州对三个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答，正是反映茶道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学人的妄想，即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论来或没来过，或者相不相识，只要真心真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进入“茶禅一位”的境界。正所谓：“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静心境；唯是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 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又诗云：“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揭，不如吃茶去。”真是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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