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有一千多年的茶文化历史。所谓文化，从广义上来讲是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创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茶文化虽然只是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但它丰富的内涵，是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
夹山寺历史悠久，曾是佛教禅宗祖师讲经之所，唐代高僧善会，宋代高僧圆悟克勤都曾在夹山寺讲经说法，普渡众生。夹山寺是佛教禅宗“宗門第一书”《碧岩录》的结集圣地。夹山是誉满东南亚的茶禅祖庭。夹山寺开山祖师唐朝善会讲禅说法，悟出了“茶禅一味”的真谛，并且由宋代高僧圆悟克勤的亲笔书写，刻为石碑，一路流传下来，成为千古绝唱。“茶禅一味”，佛家与茶结缘，不仅对丰富茶文化内涵、提高茶叶生产技术起到巨大的影响；而且从佛教仪式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饮茶程序，是中国茶文化史的源头活水。
纵观茶史，茶经历了由野生采集到人工栽培的漫长岁月，佛教和茶早在晋代结缘，寺院植茶使得僧人成为最早人工栽培茶树的人群之一。相传晋代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以自植的佳茗，款待挚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佛教和茶结缘，对推动饮茶风尚的普及，并使得茶的活动成为一种文化，达到超凡脱俗的高雅境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 无相，不即不离。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农禅并重为佛教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地栽茶。制茶饮茶，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所命名。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中国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茶禅文化。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味”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处，均在主体感受，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依山建寺，依寺种茶；早成古风。僧人戒五欲，既无“洞房花烛夜”之欣喜，也无“金榜题名时”之春风得意，讲禅读经、饮茶品茗，便成了淡薄名利的僧人基本功课和主要嗜好。
僧侣敬神、坐禅、念经、会友终日离不开茶。禅茶道体现了井然、朴素、养性、修身、敛性的气氛，也揉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感情。禅宗茶道在宋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并移植到日、韩等国，现在已向西方世界传播，对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作出了努力。
自古以来，茶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来名士爱评水，自古山僧喜斗茶”。这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为扬州青莲斋六安山道僧叶馆写的一副对联，十分精确地道出文人与僧人评水斗茶的殊好。茶文化与禅文化同时兴旺于唐代，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茶圣陆羽，其所著《茶经》，开演一代茶艺新风。
中国文人历来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由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个人抱负与社会认可的不一致，故而从“学而优则仕”的参政之路，转向“退而求其次”的归隐生活，三五人，或饮酒或品茗，坐而论道谈古论今。“茶禅一味”，茶的清心、淡泊恰恰符合文人的这种心态，文人对茶的追求，不单单在于茶的本身，而是追求一种纯净深远、空灵的意境，于是“茶禅一味”也就成了文人墨客在归隐时，无可奈何的选择，同时也成为做人的最高境界。
作为最有文化和艺术品味的群体，文人品茶具有一种极其空灵的特色，他们常将自己置于自然界的山水之中，品茶作诗，十分讲究泡饮技艺。明人《徐文长秘集》中描绘了一幅幅美妙的品茗图景：“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流白云，绿藓苍苔，素于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这种品茗环境给人带来的悠闲安逸，不是用普通语言得以形容的，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孜孜以求这种陶渊明式“悠然见南山”的佳境。
文人大多仕途失意，归隐自然，文友相叙吟诗联句，与佳茗相伴，与茶结缘者不可胜数。茶可以使人清醒，排遣孤闷，令人心胸开阔，助诗兴文思而激发灵感。茶是文人生活中一件韵事，一大乐趣，一种高雅的活动。品茗为文人的生活增添了无限情趣，增进了心性修养，历代骚人墨客都知茶爱茶享受茶，许多著名的诗篇便是在茶香中酝酿创作出来的，历代皆有名篇，特别是唐代，有“不饮茶做不了诗人，名诗人不能不写茶诗”之说，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是古今茶诗的扛鼎之作，传为千古绝唱，其以“饮茶七碗飘飘欲仙”和皎然“三饮便得道”并称为历史上品茶得趣的前辈。宋代苏轼是大文豪，亦是茶仙，“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诗句，把茶拟人化，美化，被广为传诵……
茶乃大自然的精灵，其质朴无华自然天成，文人寄情山水间，不思利禄，不问功名，“平生于物原无取，消受山中一杯茶”，品茶一直被文人当成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既讲究泡饮技艺，更注重情趣，追求天然野趣，茶带给文人的是净化，是纯洁，心灵的纯净与山水融为一体，天人合一，找回最自然的真我。文人之性情、亲情、柔情和茶情，皆在茶中得到展示，真可谓“从一杯茶叶看世界”、“壶中乾坤大，松案岁月长”。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文献记载（汉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且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
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而宋朝则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数是著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连部分。
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从元朝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发展过程中，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文人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晚明到清初，不少茶人甚至终身生泡在茶里，出现了玩物丧志、消极聊倒的倾向。
茶禅文化是一个容量很大、范围很广、内容非常丰富的大文化圈。它起源于夹山寺，千百年来，传播于神州大地，并蜚声海外，但是它并不 局限于佛教文化，它的主流确实是中国佛教的茶道。它由禅而兴起，继由禅而成熟，终因禅而成就。它虽然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但它的脉络却由佛教茶道而一以贯之。
中国茶文化因其历史渊源的深远，而汇入于厚重的中国文化主流，并且具有独特的中国人性。作为溶汇儒、道、释三派的美学观点，“天人合一”成为中国茶道的哲学基础。儒学的“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道家的“宁静致远，道法自然”，佛教的“茶禅一味，梵我一如”，其要义均在于人与大自然的精神联系与心灵感悟，是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感性交流和精神融通，最终达到“思与境偕”、“情与景冥”的境界，这便是古代中国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品茶需要有一份佛家的清寂，道家的超尘，儒家的风雅，远古的空灵虚静。“茶禅一味”，正是反映茶道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常人的妄想，即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论过去与未来，或者相不相识，只要真心真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感悟“茶禅一味”的高雅境界。正所谓：“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静心境；唯是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
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主张有秩序，相携相依，多些友谊与理解。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主张天人合一，五行协调，向大自然索取，但不能无休无尽，破坏平衡。水火本来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可相容相济。儒家把这种思想引入中国茶道，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饮茶可以更多的审已、自省，清清醒醒地看自己，也清清醒醒地看别人。
湖南石门的夹山寺，几经沧桑，历来为墨客骚人云集的地方，晨钟暮鼓，云遮雾罩，神秘莫测，历代高僧辈出，颇有盛名。“茶禅一味”作为茶禅文化的最高准则由此间创立，是不奇怪的。渊源深厚茶禅文化以及发源地夹山寺，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尤其实考古、宗教、历史、旅游等方面的重视，厚重的文化底蕴必将带来经济的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