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到中国约有2000来年，有学者把它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文化方面的第一次“开放”。在国家强盛的“汉唐”时期，能较好地对待和接受外来文化，确需非凡的气魄。而佛教与我国传统文化的渗透结合，可谓是“强强联合”。佛与茶，也是一言难尽。佛教认为，人生一世是为了苦寂而来，因此需要面壁思过。如果承认为苦难的拯救而来，那么苦为所苦，苦也不会如原来那么苦，其中也强调了清寂的精神。这与中国儒学的礼仪及道的随心是不同的，但与“道”的内“心”而来有些相似。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音乐舞蹈都产生了影响，到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中，成为其组成部分。佛教与茶的结缘，是一个必然胜过偶然的过程。佛教传入我国后不久，不少教徒是汉人“出家”。有的出家人“出家”前，就有饮茶习惯。饮茶也不违背佛教的规矩，所以，饮茶之俗，进入佛教寺院是很自然的事。而并非是佛教寺院传寺院，僧人带来饮茶之事。
 

     佛人饮茶的最早记载是晋朝，见于东晋怀信和尚的《释门自竞录》，文曰：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唤童唤仆，要水要茶。说明当时的和尚戒律不严，可以如文人道士一般谐谑，“要茶要水”也不过助清淡之兴。《晋书?艺术传》亦有载，敦煌人单道开在邺城昭德寺修行，于室内打坐，平时不良寒暑，昼夜不眠，“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悟子，药有松密、姜挂、茯茶之气，时夏饮茶苏，一二升而已”。这说明寺院打坐已开始用茶，但仍未与“般若”之理结合，饮茶为的是不眠，作为“提神剂”来用，同时又服饮其他的药物，这与道家饮茶之术相同。茶业在唐代的快速发展，与僧道生活的间接刺激有关。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禅宗与茶的关系,从其教义及方法上可见一斑，除了解渴外,喝茶常处于有事与无事之间，如思考时遇到不顺心的事，往往能想开，调剂心情往好处想。“知足者常乐”等也不妨可认为是“了悟”。可见,茶有使人思考的功效,本身与禅就有好的传切点，禅宗不受经教所影响,没有许多清规戒律,使得平时许多人能摆脱假惺惺的繁文缛节，自由之人性得以高扬。而禅师们常讲：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困时睡觉，醒时喝茶,饥时吃饭,该行则行与传统的中庸之道也相符。禅茶的结合是“该行则行”的结果。茶与禅既有相通之处,“茶禅一味”，也就顺理成章了。
 

      “茶禅一味”，是佛之性与平常茶的联系，其深刻性和生活性非同寻常。理解它可使人升到一种高的境界。像一个每日离不开茶的人，他对不同茶的滋味如何？同样让人难以问答。如此平朴之事，也并非没有某种哲理。因此，茶禅一味不是某种茶的味道代表禅，而是就饮茶给人启示，茶味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而言的。这里的“味”有哲理之味、生活之味、禅规之味，乃至于人生之味。
 

     有人在作茶文化讲座并论及品茶环境时，直叫“茶文化”乃“自作多情”，却又大讲茶对环境的感应，这与茶禅“味”也不矛盾。茶中有文化是需要人去自作多情的。然无情之佛，如未汉化，不知对茶味会作如何反应和理解，有兴趣者不妨思考。茶与禅的关系之深非同一般。唐代茶文化与佛教得到发展，与禅宗有很大关系。
 

     禅宗主张圆融,能为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能在茶文化发展中互相配合。“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唐朝开元（713-741年）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评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是唐人封演所著《封氏见闻记》中所叙。僧人为不睡觉需喝茶，此其一；喝茶有助消化,此其二；茶有抑制性欲之说法，此其三；盖因这三条理由,禅茶成为社会现象。必须有大量的饮茶人,没有这种社会基础，把茶理说得再高明又有谁能体会？僧人清闲,有时间去品茶,禅宗的修炼也需要饮茶,唐代佛教发达,僧人行遍天下,且流动性较一般人大,他们对茶的心得传得更快更广。唐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不但寺庙多，且寺内僧人多，多的达千人以上。由于僧人们自己需饮茶，于是在名山大川的寺院所在地都开垦种植茶园。种茶、制茶、饮茶便在守院内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