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是“茶禅一味”，的基石：“茶禅一味”，是日常生活的升华这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

1.茶叶与农禅

佛门的茶事活动，与新式的禅林经济为特定的“农禅并重”密切相关正是农禅，为茶、禅的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约八世纪中叶，马祖道一率先在江西倡行“农禅结合”的习禅生活方式，鼓励门徒自给自足。其弟子百丈怀海在江西泰新百丈山创《百丈清规》，并把世俗的生产方式移入佛门。约九世纪中叶，由于新型的禅林经济普遍得到发展，寺院栽茶、制茶就在这种自立求生、经济独立的背景下大规模兴起。加之如火如荼的寺院饮茶之风无疑也刺激了这种生产活动的持续展开。

其时，著名的佛教寺院普陀寺，即拥有了普陀山的茶地僧侣从事茶树种植并积累了丰富的种茶、采茶制茶经验。据传，直至康熙、雍正年间普陀佛茶才开始少量供应朝山香客。而九华山佛茶大约也是唐时开始培育出来的。其僧人培植的“金地源茶”在当时就被誉为色味俱佳的名茶。四川蒙山生产的“蒙山茶”，相传最初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所培育。由于它的极为优异的质地，长期被奉为贡品，又被人们称为“仙茶”。著名的“乌龙茶”，亦即“武火岩茶”的前身，也是福建武火山当地的僧人所培育种植。据考，此茶在宋元后亦以武夷寺内僧人制作为最佳。清郭柏苍所著《闽产异录》载：“武夷寺僧多普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请泉州人为茶师。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由于僧人技艺高超，又把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用不同的工艺分别制成“寿星眉”、“少莲子心”和“风味龙须”三种名茶，使其享有盛誉，经久不衰。浙江的径山茶，名声极高。径山为著名茶区，宋政和七年，徽宗赐径山寺名为“径山能仁禅寺”被唐太宗赐名“国一禅师”的僧人法钦，就在寺院亲植茶树，茶林遍野而茶风亦极盛。此外，还有唐代荆州玉泉寺附近山洞水边罗生一种野茶，经玉泉寺真公和尚加以曝制，使之“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李白曾对此茶赞不绝口，称其“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答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并序》）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僧采制的“水月茶”是现在皖南“屯绿茶”的前身。在明降庆年间，僧大方制茶技法精妙，因而名扬四海，人称“大方茶”此茶流传至今，改名为“碧螺春茶”。还有浙江云和县惠明寺僧人种制的“惠明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亦是当地著名的佛茶。而“罗汉供茶”原由浙江天台山佛寺所供；“香林茶”则初为杭州法镜寺所供；“云雾茶”最早也是江西庐山、云居山及安徽黄山的寺院僧众培育或加下制作出来的闻名遐迩的好茶。

总之，在由江西创辟“农禅并重”的风尚佛教僧众的种植茶树与茶叶制作加工活动积累了许多经验；长期的精心劳作，毕竟成就了茶业界繁荣，制成了诸多独具特色的名贵茶叶。正因为如此，故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唐宋时的禅寺，多建造在高山峻岭之中，僧人禅师往往时节一到便制茶。茶成了文人进入佛寺进行各类活动的最好中介，而僧人也是以茶来敬客，这成为唐宋时一派独特的文化气象。

2.饮茶与坐禅

佛教僧众坐禅饮茶的文字可追溯到晋代。《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昭德寺修行，除“日服镇守药”外，“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唐代陆羽曾在寺院学习烹茶术七八年之久，所撰《茶经》记载的“煎茶法”即源于丛林(佛教僧众聚居之所)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亦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终使僧人饮茶成风，有的甚至达到“唯茶是求”的境地。

“饭后三碗茶”成为禅寺“和尚家风” 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一十六：“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中唐后，南方许多寺庙都种茶，出现了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唐代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就记载了山僧种茶、采茶、炒制及沏饮香茶的情景。饮茶为禅寺制度之一，寺中设有“茶堂”有“茶头”，专管茶水，按时击“茶鼓”召集僧众饮茶。

3、茶事活动与禅宗仪礼

茶在禅门中的发展，由特殊功能到以茶敬客乃至形成一整套庄重严肃茶礼仪式，最后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深层的原因当然在于观念的一致性，即茶之性质与禅悟本身融为一体。正因为茶与禅能融为一体，所以茶助禅，禅助茶，“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有如此巨大功能，决非仅由其药用性质的特殊方面所决定，正如道教最旱在观念上把茶吸纳进其“自然之道”的理论系统中一样，禅门亦将茶的自然性质，作为其追求真心(本心)说的一个自然媒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中，这都是一个绝佳的无与伦比的自然媒介。它的无可替代性正是禅宗能将其真正作为一种文化而大大兴盛起来的根本原因所在。

茶与禅的碰撞点，最旱发生于药用功能中，但不同的是，它一开始便与禅门最基本的工夫---禅定结合在一块。而禅定正是其他宗派也注重的，所以就连最富神秘色彩的佛教密宗在其重要场合也无法离开茶。

实际上，佛教禅宗不仅对我国的茶树种植与茶叶加工的制作技术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由于禅茶精神对整个中国茶文化的渗透与普及，人人提高了茶文化的美学境界，这种境界首先体现在佛教茶文化的每一环节内。由此茶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品味也大大提高，可见禅宗的功劳之大。

的确，禅僧高士能悟得禅理、茶性之间个中之味，与其本身的修养及其美学境界有关。他们注重精神追求，淡泊物质享受和功利名份。这是他们得以保持那份清纯心境，以随时进入艺术境界的前提。因而，“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判定，点茶时的提壶高注，饮茶过程中的观色品味，都借助事茶体悟佛性，喝进大自然的精英，换来脑清意爽生出一缕缕佛国美景。”（梁子《中国唐宋茶道》)这是一种纯粹的美的意境。

佛教对各类“行茶仪式”的美学升华，一方面是山于茶事活动的普遍展开，场所日益增多，交流传播日益广泛，因而要求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又因出现了一些精益求精又热心茶道的禅僧。此外，茶器的日益精良，也必然地推动着这一美学化的进程。那一套套顺应佛教仪轨的茶道形式——寺院茶礼，正是适应禅僧们的集体生活而必然形成的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