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华文化正面临着对内振兴、发展，对外介绍、交流的双重机遇和挑战。无论是为了对内还是为了对外，都需要对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即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审美观作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反思。对内，只有在正确地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审视当今时代的社会特点和人民的需求，在诠释和展现时有所创新，才能为各族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对外，则更需要学会针对不同国别，运用适合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话语和形式展现丰富多彩、厚重深邃的中华文化。
宇宙观、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属于西方哲学研究的范畴。但是世界上关注、熟悉和研究哲学的人是绝对少数，而且越来越少，在新兴国家尤其如此。——当下全世界的哲学已经形成远远超过历来备受批评的“经院化”的“职业化”；其表达的话语已经越来越狭窄的“专业化”，充斥着不必要的自造的新术语，让一般读者听者望闻生畏。如果中华文化以这种语言和形式向中国人和外国人普及和介绍中华文化，其效应是正是负，自然不言而喻。
在这种语境下，基于以往和不同文明交往的体验，我们提出“一体两翼”的传播观念。“体”，即上述的“四观”内涵；“翼”是使“体”能够飞起来的通道和形式；“两”者，一为中国医学，一为中国的茶文化。
为什么要以中医和茶文化为“翼”？这是因为，在中华文化无数文化形态中，最全面、最系统、最具体、最切身的，当属这两项。至于其他文化形态，诸如书法、绘画、戏曲、歌舞、工艺、武术等等，都在以其独特的魅力显现着中华民族的性情和品格，也都从某一角度、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中华民族的心灵和追求。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飞鸟身上的羽毛。鸟无翼固然无法起飞，但是如果没有羽毛也难翱翔，甚至无法成活。有体，有翅，有毛，就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也可以飘洋过海。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茶文化传播至世界各地——让各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共享茶之美妙——之日，即中华文化真正成功地“走出去”之时；在内广泛普及之时，方为中华文化全面复兴之日。
关于中国医学，知其原理者相对于了解茶之性理和茶文化者还要多些，当作另论。茶文化之所以有顺天遂人的特性，一靠中华民族对其生长规律的认知和联想，二靠人们对茶性及其与人体关系的深入了解和体悟。
茶之生，茶之育，茶之用，茶之效，是最容易观察体验到的。
人们饮茶的目的不一，若稍加考究，则什么样的体质，在什么季节，饮用何地何时产、采的何种茶，用什么样的器皿，怎样冲泡饮用，都是应该考虑的。在这基础上体验到茶汤摄入后渐渐产生了某种功效，则又在无意中实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应与和谐。
茶择地择时而生。春茶最佳，是人所共知的；而烂石、砂砾之地产茶胜于纯泥土地，则知者不多；知某种佳茗以某地所产为最，“野者上，园者次”，知之者就更少了；至于不同时空所产各具不同的性能，则非长时间亲身体验则难以获得真知。茶之奥妙，此其一端；茶之为中华文化之缩影，于此可见。当然，在中国人注意到的植物择地而宜生的事实，比比皆是，如许多中药材、花果，以致小米、高粱、大豆等。而茶，若作为欣赏、品评的物件，则其与时空关系的特性就更突显了。在对茶的这种观察中，无意间， 我们的认识已经向前跨了一步，进入天地合一的层面。
这就是说，我们对茶的认识，是在“知”与“行”中的切身体验和思考中逐渐获得的。
中华民族之所以对于茶能有此独特的感受和认知，和中华文化的主干儒释道所保存的人类童年所具有的纯真智慧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这里，请允许我插进一段忽然感悟我们祖先胸怀和智慧的经历。
不久前，我再一次进入云南深山茶区，来到傣族、拉祜族、布朗族和阿瓦族的千年古寨。那里是全世界的茶的祖源地。树龄两千七百年尚未异化的、一千八百年至今仍可采摘饮用的古茶树，依然挺立在茂密的森林中。感谢那里的各民族百姓，他们世世代代坚守着从远古传承下来的质朴纯真的文化。我坐在他们中间，喝着他们亲手采下的茶，听着他们真情的歌，仿佛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一个中原先民曾经经历而很久以前即已被忘却的世界。
万物有灵，是他们的信仰。茶树在他们心中是神，是祖，也是朋友。每当春天到来，即将开采新茶，各个寨子都要倾寨而聚，拜祭茶祖，其虔诚、隆重、肃穆而激情，让我们这些来自“发达”地区的人们震撼、感动、深思。在他们心目中，茶树和人以及能跑能跳的所有生物一样，有生命、有感觉、有性格，和他们心灵相通、生命相连。在他们那里，通过茶树，人与大地、与苍天成为了一体。
我有幸遇上了阿瓦族在圣湖边山上举行的祭祖大典，和阿瓦族男女老少一起把神圣的木鼓拉下山。卜卦，诵咒，祭祀，歌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时，我犹如回到了中原地区夏商时代，听到了自己远祖的呼唤，感到了上天和大地对他的子孙的关爱和期盼，也让我想到佛陀所说的无情有性者亦可成佛，以及高僧所说郁郁黄花莫非佛法。原来，这个地区的人民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解以及其自身的精神，要比我们和一切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人们要先进得多，真实得多，直白得多。他们的“落后”只是在经济方面。但是，人类的前进的步伐，难道应该用，或者说只能用经济这根尺子衡量吗？人的价值应该，或者说只能用钞票来称量吗？
现在回到正题。我叙述的这段无法忘怀的访问，证明了中华民族视茶为人与天、地相通合一的精神其来有自，若旁顾一下儒释道“三教”，则很容易从中找到和阿佤、布朗等民族同样或相近的情怀。古今的人们通过长时间饮茶所获得的感悟，实际是对初民精神的反刍。只是由于种种主客体原因，逐渐进步的社会泯没了对祖宗精神的“记忆”。西南边陲的同胞则相当完整地保存着、遵循着那古老而先进的认识，让寻觅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的人们借以想象五千年来我们所经过的路经。
使我们记忆丢失的“主客体原因”，主要是指随着人类所造之物的增长与奢华，私心的狂妄与扩张，欲望的卑下与膨胀，于是以为凡宇宙中物皆应为我所独享，“人”成了一切的主宰，而“利”又成为“人”的主宰。自以为天下之主的迷雾遮住了理智的眼，忘记了列祖列宗的教诲。社会动荡，争斗、屠杀不已，莫不由于此。
人类是理智的动物。在繁闹不安中生活得久了，在人类自毁的一齣齣悲剧中首先醒悟的，是历代社会的智者。看似在偶然间，实则是必然地，有些人发现并关注了茶对人的重要。于是就有了茶圣“天育万物，皆有至妙；人之所工，但猎浅易”和“翼而飞，毛而走，呿而言，此三者俱生于天地间，饮啄以活，饮之时义远矣哉”的感慨。
西方也有对自然之物有此感觉者。例如美国19世纪作家、哲学家梭罗就说：
世上没有一物是无机的。……大地是活生生的诗歌，像一株树的树叶，它先于花朵，先于果实——不是一个化石的地球，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地球；和它一比较，一切动植物的生命都不过寄生在这个伟大的中心生命上。（《瓦尔登湖》，亦即《湖滨散记》，转引自（美）格雷厄姆·帕克斯《思想者的岩石，活着的石头》，2005）
梭罗也许受到过中国哲学的影响而说出了这段话，而他主要是通过冥想和思辨而发出了近似中国人的声音。他所抒发的不仅过于宏观而朦胧，而且在中国人懂得个中奥妙的二十个多世纪之后，至少，后于陆羽千余年。
不容否认的是，在陆羽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对茶与人与天的关系的认识，还停留在茶之生，茶之育，茶之器等这些外在，至于茶之效，也还限于“荡昏寐，饮之以茶”的阶段。后来，得品其深味者渐渐多起来，也主要是宫廷贵人和少数社会精英。长时间中，茶之所“寓”还不明了。
生、育、用、器等这些外在元素实际上已经进入文化领域，而且不分地区，不分民族，也不管社会的什么层次，认识和习惯是大体一样的。花茶、绿茶、红茶、……，三道茶、功夫茶、烤茶、奶茶、酥油茶、大碗茶……，都对水、火的要求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规矩”。
其实，我们的先人对用茶——包括饮用不同类型的茶和用不同的器皿和方法——之“内在”已有所认识，只是落笔成文者寥寥。这说明，在这一层次仍属于自发性，尚未达至自觉、理性之境。古人植之矣，制之矣，好之矣，赞之矣，其所作为皆合“天人合一”之道，但观历代茶典、茶书、涉茶诗文，大体皆叙种植、焙制、储藏、包装等技艺，说茶之清神、涤肠、明目等功能，鲜有论及其所以然者。
众所周知，国学至宋，形上之学臻于高峰，观照天人，工夫涵养，宏阔而入微，但其“格物”也鲜及于茶，遑论茶之内涵，这是很奇怪的。释道二教对我国茶事的兴盛、传播，品茶格调的提高，厥功甚大，自然茶与禅关系也就至为密切。但是综观教内外的禅诗，用来衬托或直寓禅意者，诸如钟磬琴鼓、清泉明月、松竹花草，乃至鬼神仙女、鱼鳖驴牛，往往而在，但是言及茶的却极少。唐代赵州和尚从谂留下的千古著名公案“吃茶去”，影响至巨。但细想一想，“庭前柏子树”、“洗钵去”、“七斤布衫”都是他的机锋，吃茶仅其一耳。这正如求法常问的“如何是和尚家风”，确有法师答曰“饭后三碗茶”的，但更多的则是答以“有盐无醋”、“随处得自在”、“浑身不直五分钱”、“山前人不住，山后更茫茫”等等，也很难说“三碗茶”与茶之深蕴有何关联。在从谂的《十二时歌》里虽然四五处提到茶，却都是只如歌中提到的蜀黍、馒头、粥米、莴苣、衣衫之类，仅为生活资料，也并不涉及茶与佛事佛法的关系。和从谂基本同时的仰山慧寂诗：“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酽茶三两碗，意在镢头边。”也可以说明那时茶在佛家生活中的实际地位。由从谂等禅师那里可以知道，那时茶已经是，而且只是僧人与平民日常应用之物，因此随时可以用来作方便法门，却还没有体味出或被赋予“禅茶一味”的深意。
对此，我曾生不少疑问。及至见前哲所云“茶最后出，至唐始遇知者”，“茶之晦于古，着于今，非好事也，势使然也”，忽有所悟。谓至唐“始遇知者”，大概就是指“遇”陆羽而世有《茶经》。这其实还是“士大夫史观”。世上凡属“雅”的物事，大抵都是先行于民间，待为文人发现，遂进入社会上层。“后出者”，后为文士所知耳。今世犹有其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喝普洱茶，显然就是从茶马古道一线的民间而“普及”到城市的。所以应该说是“兴于古初草民，着于今世雅士”。“势使然”是很对的，但其势为何？我想，除了生产力（含方式、工具）的发达，对天人关系认识的清晰、深入和系统化，恐怕也是个中要素。
大约到了宋代，古时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完成了提高到形而上高度的过程，这一境界的最著名概括就是张横渠的名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至于更为著名的“为天地立心”云云，即所谓“四为”，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再生发。）因此后来出现了王安石“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类大批洞观天地而又富有禅味的诗句。
自茶和佛、道结缘，“三教”之人逐渐发现茶与人生、与自然、与佛法之间的相通处。例如饮茶，往往苦后回甘，这岂非人生常态？记得上小学时，在报上看到一幅漫画：一个小孩子把茶叶放在嘴里嚼，父亲问他这是干什么，他答，你不是告诉我“吃得苦中苦，方能人上人吗？”我看了，并没觉得可笑，因为年纪小，我没喝过茶，更不知道茶没有冲泡时的味道。待到以后喝茶了，才慢慢体会到茶味如人生。又如，赵州和尚的一句“吃茶去”，确实很直接而形象地点破了佛法即在行住坐卧中、平常心是道的深刻道理。再如，品茶应观、闻、饮、静、洁，独处时还应有所思，这岂不就是性命双修所需备吗？
因此似乎可以说，茶之与中国固有宗教精神的深刻关系，是经过了比较长的由浅而入的过程的，并且逐步超越了植、育、制、储的阶段——古今茶农茶商逐渐成为完成这一过程的主角；也越过了借茶发挥、通过联想而认定茶与精神的关系这一层面。这是因为，经过上千年的体验，人们切实地认识到，茶真正体现了中国的人文精神和哲学理念。近时的证据，是对茶树历史的考察研究，证明世界之茶的确起源于中国，诚可谓天之所赐。而原始的野生茶，需经过自然的变异和人工的转化，才成为后来可饮用的茶。这就遵天之理，循物之性的结果。如果我们把茶放到乔木类里去比较，除了茶，还有多少科、属的树，由野生而种植，原生态的那些“树祖”不但依然健在，而且质量更高，进入寻常百姓家，为亿众日日不可离的？
陆羽说“野者上，园者次”，正是对“原生态”的赞扬。野生者树龄久长，高耸多枝，其根深壮，可以充分吸吮地下深处的多种营养；不同地区所生的茶，质量和特色有所不同，那是因为地底所蕴含的矿物质和土壤的成分各有特色；而园茶（台地茶）则多为人工培植，人工施肥，人工修剪，失去了不少天之所赐，故而“次”之。因为凡物，以各遂其性为上。
“历史感”的增强，使得人们对来源久远的茶种茶树更为尊重。“过去要成为存在的，就必须有一个知道它的主体。”“记忆是保存过去的自然力量，它把过去保存于恒久现在的领域中，将过去纳入现在知识的世界。”“过去如同我们周围的景观在我们眼前展开。”（伊雷姆﹒托特：《哲学及其在西方精神空间中的地位——一种辩护》，2007）茶之被追诉至神农，后人之尊陆羽为茶圣，都显示了中国人对“过去”的记忆和敬重，让过去构成在自己周围展开的景观，《老子》曰：“执古之道，以语今之有。”（14章）亦此理也。当然，人们同时也希望享受到没有受到工业化以来被严重毁坏的古老自然。这也是天人合一观念在茶身上的折射。多数西方哲学家，把“知道它的主体”归为超越而绝对的上（托特可能也是如此），而中国人则以人自身为主体，贯穿古今，沟通天地和万物。
由于茶的特性以及茶身上所留存的历史的记忆（文献、祖祖辈辈传承的习俗），给予历代观察、体验、思考、想象、发挥的多重启发和广阔空间，从而逐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饮茶之道。实际上，多少有些“人造”的对茶的文化阐释，其实就是“主体”对自身的期盼和要求。
姑无论中国大地上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人群饮茶方式难以确估的数目和何以如此如彼喝茶的“道理”，就其大者而言之，日本茶道以“和，静，清，寂”为其精神；韩国则以“和，静，俭，真”，所重已有不同；至于中国，可谓百花齐放，谓“廉，美，和，敬”者，倡“理，敬，清，融”者，主“和，健，性，伦”、“和，俭，静，洁”、“和，静，怡，真”者，不一而足。括而审之，大体都是倡导者顺其地、其时情况而提出，都在秉承“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51章、64章）的精神而各有所重。在我看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不同的倡导难以统一，其实也无须统一。因为饮茶可以，或原本就应该是体验到什么就强调什么，对茶的内涵的开掘将永远因人而异，而且将因时地的改换而转化。不同的茶专家、茶店、茶社\室、茶沙龙，各有特色岂不更好？而这又正是“和”的体现。说“和”，就意味存在着不同；同则单一，何“和”之有？综观上述各国和各家对茶之精神的种种概括，绝大多数都把“和”列入其中，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从茶之生，茶之育，茶之制，茶之储，茶之水，茶之饮，以至茶之器、茶之火，岂不都包含着“和”的精神？赏茶，饮茶，能喝出“和”之味来，即可谓得茶之三昧矣。大家把“和”作为核心，努力让灿烂的茶文化之花遍开全国各地，让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们一起享受中国茶的美妙，到那时，中国茶和中医双翼齐鼓，中华文化这只大鹏就该抟扶摇而上九万里了。
(责任编辑：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