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古代称之为“东瀛”，与中国隔海相望，在其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交往历史中，许多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有特殊意义的中国文物漂洋过海，定居他乡，在日本被尊为“国宝”。但是由于它们常年隐身东瀛，其来源和流转的过程往往鲜为人知，甚至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国内也鲜有专题著作追溯研究那些藏于日本的中国文物的前世今生，而日本学者富田升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文物流散的研究，特别是近代流向日本的中国文物以及清廷和王府在文物流出过程中所处的地位研究。他所撰写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具有独特的视角、翔实的材料和严谨的研究方法，其中特别提到日本茶道的发展过程与中国文物鉴赏、流转的关系，读来颇为有趣。

　　被认定为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财产的宋元时代的龙泉窑“飞青瓷花生”和建窑“曜变天目茶碗”虽是舶来品中的“明珠”，但还是属于中国民窑瓷器精品，所以近代以前通过贸易和交往流入日本的，几乎都是传世的民窑品，而且几乎仅限于实用器。实际上，无论是出土明器，还是历代官窑，都是近代，即辛亥革命前后才被引入日本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混乱时期，新发掘的出土文物、高品质的私人收藏以及清朝内廷收藏的秘宝持续大量地流出至世界各地；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本身也在明治维新时期进入了近代化的历程，其传统美学也因全面的西化改革，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特别是日本茶道与中国文物之间的微妙关系，为日本收藏和流转的中国文物打下了一个特殊的印记，使其与西方国家的中国文物收藏有着显著的差异。

　　中国文物在抹茶道中具有极高的地位，但是，由于抹茶道传统在用途、器物、尺寸等方面都有严格繁琐的区分，且以实用为主，所以使用的中国文物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抹茶道来说，“用”才是美，尤其是千利休的空寂茶，追求的是一种朴拙自然的美感，而单纯实用的宋元民用古陶瓷和由于社会混乱而脱离了正统风格、画风洒脱的明末民窑青花、五彩瓷与抹茶道茶人追求的“和敬清寂”相一致。此外，天目茶碗和龙泉窑青瓷上所表现的南宋之美也与日本人喜好抒情性的美感相一致，但此类器物的美感与中国明清时期官窑瓷器所追求的高超工艺、稳重合度的规范性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即使是日本历代流传下来的中国文物，也是日本人依其美感而选择的部分“中国文物”，与中国传统文物相距甚远，有时甚至是相反的。

　　与抹茶道形成鲜明对比的煎茶道在明治维新之后步入隆盛期，还出现了大型茶会。除了在茶席上装饰着各种煎茶用具，还按照主题分别设置鉴赏用的展览席，初期仅展览一些书画，渐渐地扩展到了青铜器、陶瓷器、盆景等等。煎茶道一改抹茶道繁琐的规格意识，相对来说较为自由，所追求的是中国明清时期的文人趣味，他们在壁龛中挂起山水画，用白玉或青瓷制作的香炉来焚香净身，以文人趣味选择色彩艳丽的清代单色釉瓷器来插花，在书斋的案上摆放各类精致的文玩，从而渐渐脱离了抹茶道追求“实用”的特色，确立了新的方向——鉴赏，而这也正是煎茶道与抹茶道之间的分水岭。煎茶道的茶人既是中国艺术品的拥护者和购买者，也开始慢慢建构起中国传统文物的鉴藏之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的煎茶道具有深厚的中国文人趣味，以鉴赏为主的中国文物使日本源于茶道的传统美感发生了转变。一开始，流入日本的中国传统文物是作为煎茶器具或茶席的一环而被接受的，例如青铜觚被用作花瓶，青铜鼎则被用作香炉，但随着近代大量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的多样化，它们在种类和尺寸上逐渐脱离了煎茶的范围，超越了为煎茶服务的目的，开始确立了一个脱离茶道本身的以纯粹鉴赏为主的中国美术观。

　　在书中，富田升除了分析日本茶道与中国美术鉴赏近代化之间的关系，还考察了中国文物于近代的各种流出形态，阐明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并着眼于日本古董商对中国文物的传播与收藏的形成所起的作用，阐明其意义，可谓是开辟了“近代日本的中国美术鉴赏之形成”这一新课题。对于想要更多了解那些隐身于日本的中国国宝的艺术爱好者而言，本书无疑是打开了一扇门，使读者能够借此开始一段追寻流失海外的中国瑰宝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