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交流不断，中国的儒、道、释思想对韩国影响颇深，高丽王朝是韩国饮茶的全盛时期，那时候贵族、僧侣的生活中，茶已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民间饮茶亦相当普遍。这个时候，儒家的中庸思想引入韩国茶礼之中，形成了“中正”的茶道精神，这种精神是人格形成中成为最重要因素，它使消极转为积极，悲观变为乐观，这才称得上是茶道。韩国人的茶礼精神就是茶道精神，因此韩国人民茶桌上天君臣、父子、师徒之差异，茶杯总是左传下去，而且茶水必须均匀。体现了追求中正的韩国茶道精神。李朝取代了高句丽之后，强调伦理儒学提倡朱子之学，佛教、神仙思想及茶道皆被排斥，于是出现了一段时期的茶荒，到了李朝的晚期，幸亏出现了金正喜、巢衣大师等一批人热心维持，茶文化渐见恢复。下面从新罗统一、高丽、朝鲜、现当代四个时期来叙述韩茶道的形成和发展。
一 新罗统一时期
（一） 新罗饮茶之始
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新罗为求佛法前往中国的僧人中，载入《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尔后回国传教的。他们在唐土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高丽时代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茶自善德王有之。”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公元632-647年在位。高丽时代普觉国师一然《三国遗事》中收录的金良鉴所撰《驾洛国记》记：“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 。这是驾洛国金首露王的第十五代后裔新罗第三十代文武王即位那年（公元661）,首露王庙合祀于新罗宗庙，祭祖时所遵行的礼仪，其中茶作祭祀之用。由此可知，新罗饮茶不会晚于七世纪中叶。
（二）新罗饮茶的发展
在宫廷，新罗大多数国王及王子与茶相依，茶为祭祀品中至要之物。三十五代景德王（公元741-765年在位）每年三月初三集百官于大殿归正门外，置茶会，并用茶赐臣民；在宗教界，与陆羽同时代的僧忠谈精于茶事，每年三月初三及九月初九在庆川的南山三花岭于野外备茶具向弥勒世尊供茶，忠谈曾煎茶献于景德王；仙界人物花郎饮茶以为练气之用，花郎有四仙人在镜浦台室外以石灶煮茶。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有书函称其携中国茶及中药回归故里，每获新茶必为文言其喜悦之情，以茶供禅客或遗羽客，或自饮以止渴，或以之忘忧。崔致远自称为道家，但其思想倾向于儒家，被尊为“海东孔子”。
（三）新罗茶风的兴盛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载：“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文宗召对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命植于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有之，至于此盛焉。前于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时，已有茶。唯此时方得盛行。” 新罗第四十二代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金大廉，于唐土得茶籽，植于地理山。韩国饮茶始兴于九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并且开始种茶，这时的饮茶风气主要在上层社会和僧侣及文士之间传播，民间也开始流行。
（四）新罗的饮茶法
新罗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崔致远在唐时，曾作《谢新茶状》（见《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描写的便是煎茶法。崔致远为创建双溪寺的新罗国真鉴国师（公元755-850年）撰写的碑文中记：“复以汉茗为供，以薪爨石釜，为屑煮之曰：‘吾未识是味如何？惟濡腹尔！’守真忤俗，皆此之类也。”真鉴国师曾于公元804—830年在唐留学，“为屑煮之”乃将茶碾罗成末煎之，且用石釜煎茶。崔致远于唐僖宗时在唐，正是唐代煎茶法盛行之时，故回国后带回大唐的煎茶法。
新罗统一初期，开始引入中国的饮茶风俗，接受中国茶文化，是新罗茶文化萌芽时期，但那时饮茶仅限于王室成员、贵族和僧侣，且用茶祭祀、礼佛。新罗统一后期，是新罗全面输入中国茶文化时期，同时也是茶文化发展时期。饮茶由上层社会、僧侣、文士向民间传播、发展，并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总之，新罗统一时期， 新罗接受、输入中国的茶文化，开始了本国茶文化的发展。饮茶首先在宫廷贵族、僧侣和上层社会中传播并流行，也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则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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