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却具有日本民族味。它有自己的形成、发展过程和特有的内蕴。
日本茶道是在“日常茶饭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它不仅仅是物质享受，通过茶会，学习茶礼，它还可以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正如桑田中亲说的：“茶道已从单纯的趣味、娱乐，前进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十六世纪末，千利休继承、汲取了历代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他是茶道的集大成者。剖析利休茶道精神，可以了解日本茶道之一斑。
村田珠光曾提出过“谨敬清寂”为茶道精神，千利休只改动了一个字，以“和敬清寂”四字为宗旨，简洁而内涵丰富。“清寂”也写作“静寂”。它是指审美观。这种美的意识具体表现在“佗（chà）”字上。“佗”日语音为"wabi"，原有“寂寞”、“贫穷”、“寒碜”、“苦闷”的意思。平安时期“佗人”一词，是指失意、落魄、郁闷、孤独的人。到平安末期，“佗”的含义逐渐演变为“静寂”、“悠闲”的意思，成为很受当时一些人欣赏的美的意识。这种美意识的产生，有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根源：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是日本社会动荡、改组时期，原来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失势，新兴的武士阶层走上了政治舞台。失去天堂的贵族感到世事无常而悲观厌世，因此佛教净土宗应运而生。失意的僧人把当时社会看成秽土，号召人们“厌离秽土，欣求净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很多贵族文人离家出走，或隐居山林，或流浪荒野，在深山野外建造草庵，过着隐逸的生活，创作所谓的“草庵文学”，以抒发他们思古之幽情，排遣胸中积愤。这种文学色调阴郁，文风“幽玄”。
室町时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竞争激烈，商务活动繁忙，城市奢华喧嚣。不少人厌弃这种生活，以冷峻、恬淡、闲寂为美，追求“佗”的审美意识，他们渴望在郊外或城市中找块僻静的处所，过起隐居的生活，享受一点古朴的田园生活乐趣，寻求心神上的安逸。而此时茶人村田珠光等人把这种审美意识引进“茶汤”中来，使“清寂”之美得到广泛的传播。
茶道之茶称为“佗茶”，“佗”有“幽寂”、“闲寂”的含义。邀来几个朋友，坐在幽寂的茶室里，边品茶边闲谈，不问世事，无牵无挂，无忧无虑，修身养性，心灵净化，别有一番美的意境。千利休的“茶禅一味”、“茶即禅”观点，可以视为茶道的真谛所在。
而“和敬”这一伦理观念，是唐物占有热时期中衍生的道德观念。自镰仓时代以来，大量唐物宋品运销日本。特别是茶具、艺术品，更受到日本人的青睐，茶会也以有唐宋茶具而显得上档次。但也因此出现了豪奢之风，一味崇尚唐物，轻视倭物茶会。而热心于茶道艺术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等人，反对奢侈华丽之风，提倡清贫简朴，认为本国产的黑色陶器，幽暗的色彩，自有它朴素、清寂之美。用这种质朴的茶具，真心实意地待客，既有审美情趣，也利于道德情操的修养。
日本的茶道有烦琐的规程，如茶叶要碾得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插花要根据季节和来宾的名望、地位、辈份、年龄和文化教养等来选择。主持人的动作要规范敏捷，既要有舞蹈般的节奏感和飘逸感，又要准确到位。凡此种种都表示对来宾的尊重，体现“和、敬”的精神。
日本茶道，以“和、敬、清、寂”四字，成为融宗教、哲学、伦理、美学为一体的文化艺术活动。
现代时期
日本的现代是指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茶在安土、桃山、江户盛极一时之后，于明治维新初期一度衰落，但不久又进入稳定的发展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日间的茶文化交流频繁，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日本茶文化向中国的回传。日本茶道的许多流派均到中国进行交流，日本茶道里千家家元千宗室多次带领日本茶道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第100次访问中国时，江泽民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千宗室。千宗室以论文《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获南开大学哲学博士。日本茶道丹月流家元丹下明月多次到中国访问并表演。日本当代著名的茶文化学者布目潮风、沧泽行洋不仅对中华茶文化有着精深的研究，并且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2001年4月，日本中国茶协会会长王亚雷，秘书长藤井真纪子等一行到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进行茶文化交流。
与此同时，国际茶业科学文化研究会会长陈彬藩、浙江大学教授童启庆、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会长范增平、天仁集团总裁李瑞河、浙江湖州的蔻丹、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顾问王镇恒、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宛晓春等纷纷前往日本访问交流。北京大学的滕军博士在日本专习茶道并获博士学位，出版了《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