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今古名茶的品种，总数不下六七百种之多,其质量之精美绝伦，花色品种之丰富多姿，堪称世界之最。据现代科学证实，茶叶中含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和十多种维生素等各种成分多达600多种，富有营养，能调节生理功能，具有多方面的保健作用和药理作用。历代学者根据约500种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研究成果，将茶的功效归纳为“二十四功效”，包括：少睡，安神，明目，清头目，止渴生津，清热，消暑，解毒，消食，醒酒，去肥腻，下气(消胀，止呃)，利水(通小便)，通便，治痢，去痰，怯风解表，坚齿，治心痛，疗疮治瘘，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其他(烧烟辟蚊蝇等)。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发展，更加延伸了饮茶防治人类疾病之功效，诸如预防糖尿病、降血压、防癌抗癌等等。茶可谓具有“厚德载物”之秉性。道寓于器,道在器中,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茶与道得到融合、升华，与“文以载道”同,“茶以载道”得以成立，茶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古人把饮茶的好处归纳为”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中国人不轻易言道，在中国饮食、玩乐诸活动中能升华为“道”的只有茶道。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在唐朝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已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唐《茶经?一之源》:“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是以修道、行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关于世界人生本体根据的、道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茶道”以茶为媒,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进友谊、学习礼法、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茶道所追求的是超越性与和谐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生存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处于现实中的人力求超越现实，克服现实的缺陷，摆脱现实的束缚，让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让情感得到宣泄和升华。茶道首先追求在虚静玄观之中，通过直觉体悟达到对人生、对功利的精神上的超越。
中国茶道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华而成。“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陆羽接受儒、道、佛诸家影响，并能够融合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把诸家精华与唐代文化的特色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在陆羽的笔下，饮茶决不象烹肉、熬粥一样，为食而食，为生而食,而是把物性与人性融合在一起。饮茶不只是一个物质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享受、精神陶冶、直觉体悟的过程，强调在茶事之中精行俭德，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情操,养成茶人品格。茶圣陆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全力倡导和推行的茗饮方式，可令饮者能细心领略茶之天然特性；在茗饮中与清谈、赏花、玩月、抚琴、吟诗、联句相结合，旨在创造出一种清逸脱俗、高尚幽雅的品茗意境。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儒与道、佛合掺互补,是古代士人精神上的生态平衡学。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支配其社会观念和伦理观念。而道、佛两家所宣传的、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以及像闲云野鹤一般自然恬淡、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和清静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境界,对士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渗透力。他们以老庄和禅宗哲学思想为基础,以求得精神上的超越和解脱,通过品茗、琴棋书画等修身养性方法加深涵养,以克制、忍让求得内心世界的平衡,保持感情与心理的和谐稳定。内在心性上的澄澈虚静。清心寡欲,就会表现为外在风度上的雍容大度,宽厚谦和,与人无争,怡然自乐,汰尽浮躁,归复天然。茶适应了中国士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性格和追求。茶使人产生一种神清气爽、心平气和的心境。当某些人经过仕途的坎坷、人生的磨难以后，他会从茶的清醇淡泊中品味人生，返朴归真。
在茶道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之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澈，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教更主静。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個空灵舒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時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虛静中升华净化﹐你将在虛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对茶道直觉体验的细节作了详尽的描写,其中包含着庄子道家混同物我,顺乎自然,超越人生，大彻大悟的精神。“七碗茶”流传千古，卢仝也因此与陆羽齐名。
“和”是中国茶道的灵魂，是中国茶道的哲学思想核心,也是儒、佛、道三教共通的哲学理念。和而阴阳相调，和而五行共生，和是中庸之道，和乃“天人合一”。茶道的“和”其实就是“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中国儒佛道三家思想杂糅的具体体现。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和谐安乐之道。陆羽在《茶经》中指出，凡茶有九难“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因而茶事活动是综合、协调“茶、水、器、火、境”各项要素的复杂过程；再者,风炉用铁铸从“金”；放置在地上从“土”；炉中烧的木炭从“木”，木炭燃烧从“火”；风炉上煮的茶汤从“水”。煮茶的过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并达到和谐平衡的过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茶道思想的主体,是提携诸家思想的纲领。儒家的思想要求我们不偏不倚地看待世界，这正是茶的本性，儒家把“中庸”和“仁礼”思想引入中国茶道，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饮茶可以更多地审己、自省，清清醒醒地看待自己，认识别人。各自内省的结果，是加强理解，促进和谐，增强友谊。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儒家对和的诠释，在茶事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在待客是表现为“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礼之伦。在饮茶过程中表现为”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礼。在品茗的环境与心境方面表现为“普事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的俭德之行。
作为佛教中国化、简易化、世俗化的禅宗也创造了饮茶文化的精神意境。所谓“茶禅一味”也就是说茶道精神与禅学相通。从哲学观点看，禅宗强调自身领悟,“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所谓“明心见性”，主张所谓有即无，无即有，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教人心胸豁达些,而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但又有节制，佛教提倡坐禅，饮茶可以提神醒脑，驱除睡魔，有利于清心修行，与禅宗变通佛教清规相适应。所以，僧人们不只饮茶止睡,而且通过饮茶意境的创造，把禅的哲学精神同茶结合起来。茶文化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僧侣们以茶供佛，以茶待客，以茶馈人，以茶宴代酒宴；于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尤其是佛教节日，或重要的法会都举行较大型的茶宴。唐时有的寺院还可以为仕宦各界迎亲送友设置佛门礼仪的茶宴。宋代在敕建的寺院，遇到朝廷赐钦袈、锡杖、法器时都举行隆重庆典，往往用盛大的茶礼以示庆贺。日本茶道即是以禅宗义理为灵魂,倡导“和、清、静、寂”的茶道精神。
唐代著名诗僧皎然在他的“三饮诗”里将禅学、诗学、儒家思想三位一体表现得淋漓尽致。“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既为除昏沉睡意，更为得天地空灵之清爽。“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撒轻尘”,自己心神清静便是通佛之心了,饮茶为“清我神”，与坐禅的意念是相通的，达到“迷即佛众生.悟即众心佛”的境界。“三饮便得道，何需苦心破烦恼”，实现了“静心”、“自悟”的禅宗主旨。皎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中国茶道中.道家、佛家在茶中溶进了“清静”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已与山水、大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这与禅的思想是一致的。但这与印度佛教相去甚远，在印度佛教看来，今生永不得解脱，天堂才是出路，当然饮茶无济于事。然而中国的佛教禅宗，主张“顿悟”、“大觉大悟”，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可以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佛理与茶理便有共同之处。儒家在仕途的坎坷中以茶培养自己超脱的品质，道家在茶中寻求一种空灵虚无的意境。三家在求“静”、求豁达、明朗、理智方面在茶中寻找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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