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不少诗文中就有关于茶具的文字，如北宋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诗》：“喜共紫瓯吟且酌”之句;苏轼诗赋中“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之句：梅尧臣：“紫泥新品泛春华”、“雪贮双砂罂”之句。这些“紫瓯”、“紫泥”、“砂罂”、“壶”等作为宋代茶具是没有疑问的，但若把它们牵强到紫砂壶、罐上就有些勉强了。宋代饮茶之风盛行，好“斗茶”，尚深色茶具，北宋福建建阳窑及南宋江西吉州窑等均烧制紫胎黑釉茶具，前文所涉的那些文字当指此而已。
茶书中最早提到紫砂壶的是许次纾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成书的《茶疏》“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而在两次游历宜兴(嘉靖四十一年、万历十一年)的《荆溪疏》中，虽遍说宜兴蜀山窑烧造之事，但绝口不提紫砂。可见，大约在万历之初，紫砂尚不为世人所广知，不为文人所偏嗜。
目前，银、锡、铜等材质的茶具未有明证，但在明代各类茶书中却屡屡提及。另《骨董琐记·卷四》“秀水黄黄裳锡茶注”条云：“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记云：里中黄黄裳者，善锻锡为茶注……一时高流贵尚之。”陈眉公为之作像。《松堪小记》隆庆三年撰“明代坊里均役碑”，载明直隶常州府江阴县各衙门所用各类物什，而茶具均为“锡茶壶”。可以看出，在许次纾《茶疏》之前，世人喜好的茶具各有不同，并多有争论。
经历了唐煮宽阔点的饮法之后，明太祖又废团兴芽，引发了茶叶制造的又一次深刻变革。世人由此更加崇尚能保留更多天然味道的制茶法和饮茶法。明代正德朝以来涌现的众多茶书从一个侧面反应也如实记录了这一变革过程(表一)。朱权“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制茶时“采一枪一叶者制之为末，无得口膏为饼。”饮茶则沿用宋制“以一匕(末)投盏内，先注汤少许调均，旋添入。”这反映了明代早期对唐宋饮茶的丝丝怀旧和对朝廷制度的巧妙变通。而正德四年的张源《茶录》反映的则是明代中期对饮茶之法的更深刻反思。“……古人制茶造则必碾，碾则必磨，磨则必罗……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记炒茶之法。“锅广二尺四寸。候锅极热，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缓。”随之而来的是饮茶之法的脱胎换骨，彻底摒弃了宋代的点茶，代之以“瀹茶”。“探汤纯熟，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稍俟茶水冲和，然后分酾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稍俟茶水冲和，然后分酾布饮。”其后，嘉靖三十三年田艺蘅《煮泉小品》记载了武林龙井的“晒茶”，“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生晒茶渝于瓯中，则旗枪舒畅，清翠鲜明，万为可爱。”这大概就是许次纾所云“杭俗”也。万历年间的许次纾、罗廪、闻龙还纷著茶书记载了茶的蒸制之法。反映明代晚期制茶法和饮茶法日趋多样。
煮水器(罐、瓶、铫、壶)朱权“以瓷石为之”;正德《茶录》始，对银、瓷多有顾虑，或以为银瓶过于贵重而瓷壶经火易碎，故大多改用铜、锡铫。“若山斋野舍，惟用锡瓢(铫)。”但对于金属易锈影响水质又多有不满。“铜锡生不入用。”万历三十一年罗廪《茶解》第一次提出“(汤)壶……或锡或瓦”。但屠隆《茶说》却认为“无釉瓦瓶，渗水而有土气”。如此莫衷一是。
注汤器(注、壶)张谦德以为，“官、哥、宣、定为上。铜锡者斗试家自不用。”许次纾则说，“茶注以不受他气者为良，故首银次锡。其次内外有油瓷壶亦可。近日饶州所造，极不堪用。”其后又首次明确提及宜兴紫砂茶壶，“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较之锡器，尚减三分。”以下罗廪砂上次锡、万历四十三年黄龙德《茶说》中锡上砂次的争论未见停止。
贮茶器(瓮、罂、罐、瓶)张源认为“分茶盒以锡为之。”嘉靖九年钱椿年《茶谱》和万历二十一年陈师《茶考》却用“磁罐”。罗廪道出缘由：“瓮用以藏茶，须内外有油水者。”乃取其密封也。至于万历三十三年屠隆《茶说》“又买宜兴新坚大罂，可容茶十斤以上者……。用时以新燥宜兴小瓶取出……。”大概是因为宜兴紫砂壶的兴起带动了贮茶器的兴盛。
在多年的争论之后，崇祯十三年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成为首部紫砂论述专著。“近百年来，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它的出现，总结了宜兴紫砂陶近百年来的发展史，结束了纷杂错乱的不休争论，完成了明代中晚期茶具由唐宋以来的银、瓷、锡、铜等材质终归于紫砂的重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饮茶器(杯、盏)在茶书著录中一直是以瓷器为唯一。或效古法用建盏，或尚古朴用官哥，或从今制用宣成，最是不济亦嘉万。独不见录述紫砂杯盏。但北京近年考古发掘的明代万历太监墓中却出土成套紫砂茶盏四件。可见明代茶书所录囿于作者所见所闻以及偏好，或多有遗漏，不可全信。
再者，从明代茶书中可以发现，对煮水器、注汤器、贮茶器等的名称多种多样，互有交叉，并没有专一称呼。因此对紫砂壶起源的考据时要参照考古的实物发现，参考多种证据，不可单凭古书著录，望文生义。
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明代的书画中。明代中期以后，随着饮茶法的变化和茶文化的流行，茶壶入画的现象比较多见。其中入画壶样比较写实的有杜堇(1465-1487年进士)《十八学士图之一》、王问(1497-1576年)《煮茶图》、文征明(1470-1559年)《品茶图》等。杜堇画中提壶小仆的提梁壶与蜀山窑址和江苏金坛金沙古井出土的明代晚期提梁紫砂壶已经比较相似，王问画中的茶壶虽和南京吴泾墓中的紫砂壶比较接近，但由于壶流细长而弯曲，应为锡器亦未可知。文征明画中置于炉火之上的侧把煮水器和蜀山窑址出土的清代早期紫砂穿心铫样式较为接近，应是紫砂穿心铫无疑。这些茶画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见证明代中晚期茶具变化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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