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青瓷铺就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由河姆渡遗址上的黑陶文化，发展到彩陶文化，直至东汉年间出现瓷器。正如夏鼐先生指出，“原始瓷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发明的”，“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青瓷是我国最早的瓷种，发明于距今1800多年的东汉，比欧洲瓷器早15个世纪。浙江东部最早烧造瓷器，为我国著名的青瓷发源地。那里属于古越国之地，故称越窑青瓷。众多的窑群散布在今绍兴、宁波一带，以上林湖为最佳，那里原为余姚属地，今属慈溪市。汉代天子游猎之地称上林苑，出土的唐光启三年(887)的文物铭文，讲到上林湖有贡窑，提供秘色瓷贡品的地方也称上林。1987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扶风县法门寺塔的唐代地宫，发掘出16件越窑青瓷器具，在记录法门寺皇室供奉的物账上，这批瓷器被明确记载为“秘色瓷”。唐代诗人陆龟蒙喻其为千峰翠色，诗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虽充满诗情画意，却使人很难理解釉色的深浅。法门寺地宫的秘色瓷，使人们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釉面本色青碧，晶莹润泽，如宁静的湖面一般清澈碧绿。秘色瓷是在越窑青瓷制作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青瓷中最突出的制品。就以“茶碗”来说，茶圣陆羽对全国各大名窑产品作了比较之后，再以邢州和越州所产的一流的茶碗相比较，指出：“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评价“碗，越州上”，“青则益茶”。陆羽：《茶经·四之器》。名瓷在全国出现“南青北白”的局面。中原皇室取用最多的不是北方白瓷，而是南方青瓷。仅五代吴越王钱镠在位的30年间，就向中原朝廷进贡越窑青瓷14万件。

 

　　浅说“一带一路”中茶具的文化意义|越窑青瓷通过明州港运销海外，在国外更有深远影响。20世纪70年代，日本一佛教代表团到杭州访问，归程那天上午9时，由我国著名地理历史学家陈桥驿作陪去灵隐寺拜佛，途经孤山时，在浙江博物馆稍停。那团长在馆里见到上林湖的青瓷碎片，顿时思绪翩翩，纵横论及，讲了两个多小时，还误了去灵隐进香。

 

　　改革开放后，台湾茶学专家蔡荣章夫妇寻访上林湖。他俩走访过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见到上林湖越窑青瓷遗迹十分欣慰，并向当地生产名茶的朱小明总经理建议，把名茶和青瓷茶具融为一体，共同经营。蔡荣章考察上林湖恢复的古代龙窑后，对古代龙窑叹为观止。烧制青瓷的龙窑长10米左右，依山而建，利用首尾高差产生抽力，能快速升温或降温，这长形的窑身还可延长火焰在窑内的停留时间，提高窑内温度。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越窑青瓷标本作过测定，其烧成时的温度达到1310±20℃，0.8毫米的瓷胎还可微透光;此外其吸水率、显气孔率、抗弯强度等工艺，都达到现代日用瓷的标准。

 

　　以农立国的封建社会，明州港出口的主要物资为茶叶、瓷器和丝绸，其中，茶和青瓷茶具联系密切，历史源远流长。著名茶学专家陈椽教授在《中国茶叶外销史话》中说，唐时印度民西亚遣使中国，从明州登陆贸易;唐代开元二年(714)在明州已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茶碗一类的器皿，历史上曾有“茶之父”之称，与“水为茶之母”相对应。茶和瓷器演绎成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多年前宁波就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茶路”启航地之称。2006年4月，宁波市人民政府在第三届宁波国际茶文化节期间，举办宁波“海上茶路”国际论坛。与会的海内外专家认定宁波为海上茶路启航地，在论坛上发出倡议书，提出建立合作框架。近10年，围绕宁波海上茶路启航地的主题，汇集国内外茶文化专家，成立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在古港口遗址上树有海上茶路启航地纪念碑，相继开展“甬为茶港”系列活动，出版多部相关专著，为弘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宁波特色，提供了历史文化佐证。

 

　　唐代明州与扬州、广州并列，为全国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在古代明州和义路海运码头遗址、宁波东渡路城墙等多处发现的大批青瓷，是准备经海上出口的外销产品。越窑青瓷从明州港运向海外，北达高丽，东至日本，南经广州后又分两条路线，一是向东南，通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另一条向西南，沿海经越南，达泰国，并经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1869年在苏伊士运河未开通之前，绕道非洲好望角，再经大西洋，到欧美诸国，一度使英国成为中国的最大茶叶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