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光十色、绚丽多姿的高温色釉瓷，凝聚着历代陶瓷匠人的勤劳与智慧，或热烈奔放，或深沉浑厚，或隽永雅静，体现出土与火的艺术真谛，天与人合一的大美之道。悠远的历史岁月沧桑积淀与斑斓的色彩之中，每个时期的高温色釉瓷，像大树的年轮一样，述说着波澜壮阔历史故事，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浑厚丰富的内涵。尤其是宋、元、明、清高温色釉瓷，不但色彩缤纷，并且成为中国陶瓷的最重要品种之一，蕴含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特征。

 

　　1.浓郁的生活气息

 

　　高温色釉瓷融入人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满足人们实用功能的同时，也实现对审美的需求。早在商代时期的原始瓷器已用青釉、酱釉等装饰，釉面起到保护胎骨的作用，而且具备卫生、美感等优点，方便古人用于饮食生活。随着社会的进步，六朝时期，南方的瓷业迅猛发展，生产力大量以青、黑、酱釉日用瓷器。这个时期，人们婚庆丧礼、宴会祭典常常以茶代酒来祝贺祷告。窑址出土众多的瓷茶具、餐具、文具、卫生瓷等，其中茶具占的比例很大，说明饮茶文化已经深深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酒具的青釉鸟首、羊首壶、盘口壶(图片)，同时也有用作茶具的可能。出土的文具瓷细巧雅致，适应文人士子的审美心理和实用要求。江浙一带水土丰润，物产丰富。蛙类以害虫为食，凡蛙多处五谷丰登，适宜居住。所以陶瓷匠人把象征祥和与丰盈的蛙类表现在文人用瓷上，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鸟翼纹的装饰也反映民间对鸟类的心理崇拜与喜爱。六朝的器物在汉代的基础上取得巨大的进步，饮食器的口、颈、肩、腹上装饰各样花饰，这种美观实用的饮食器经久耐用，不沾异物，没有异味，方便洗刷。卫生用瓷方面有洗、虎子、唾壶、熏炉等等。熏炉是一种特别的卫生用具，它的出现，从侧面显示古人驱逐蚊虫的手段。此后，熏炉除了驱蚊的同时，也用于熏香，净化空气，美化环境。从卫生用瓷的出现和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讲究卫生清洁的文明国度。

 

　　隋唐五代的饮食器、酒器、茶具等可以用南青北白概括，隋代时期白釉瓷已经非常精美，甚至成为后世白瓷的蓝本，那时完全成熟的白瓷日用器皿大量出现，胎质精致，釉质晶莹透亮，造型生动有趣，为人们所喜爱。李肇《唐国史补》载：“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白瓷饮食器皿的白色搭配各种颜色的食物，起到层次鲜明的饮食视觉效果。白瓷酒具更加显示酒文化的雅与纯。白瓷双腹瓶和龙柄凤头壶(图片)是隋代著名的酒器。唐朝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是我国历史上最繁荣、最伟大的时期之一。所以，唐代饮食、酒、茶等文化十分兴盛。“类银”、“类雪”的邢窑，“类玉”、“类冰”的越窑，有“假玉器”美誉的景德镇窑等等，饮食器繁多，其中碗、盘的生产占了首位。茶具也是这个时期主要生产品种之一，饮茶之风兴盛，在少数民族中也流行起来。

 

　　宋代的高温色釉瓷数量和质量超过了前期任何一个朝代。被后世津津乐道的“五大名窑”及的独具特色各大民窑，创造了大量精美的色釉瓷器。如官、哥、汝等窑高级尊贵的生活用瓷。独树一帜的景德镇窑的盛酒器青釉梅瓶、集实用与审美大成的温酒器影青注子注碗(图片)、高级的饮酒器影青台盏等等。宋代是中国茶文化精髓所在，“斗茶”之风如火如荼地流行起来，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大行“斗茶”之事。其用于“斗茶”的茶具也层出不穷，其中民窑的的福建建窑黑釉茶盏系列最受欢迎，甚为斗茶者所珍。如鹧鸪斑、金、银兔毫、油滴等极富特色。吉州窑的剪纸贴花、木叶纹茶具也大放异彩，既有民间艺术韵味，又反映大自然之美。元、明两朝多使用白瓷饮茶，莹润如玉的白瓷茶具与青翠茶色相得益彰。张源《茶录》说：“茶瓯以白磁为上，蓝者次之。”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促进了瓷器生产发展，另一方面，瓷器的出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同时提高了生活质量。

 

　　2.深厚的宗教传统

 

　　中国有着悠久的宗教传统，远古时代先人就有对自然和先祖的崇拜祭祀行为。历代统治者还制定了祭祀的礼仪制度，其中包括祭器。瓷质礼器在汉代时即已在祭礼中出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下令：今后“凡祭器皆用瓷”，自此，官窑烧造的瓷器以祭器为主，烧造数量巨大，做工十分精细。明、清皇家祭祀十分频繁，有一套非常复杂完备的系统。宫廷祭礼仪式分为大祀、中祀和群祀。大祀须由皇帝主持祭礼，包括圜丘、社稷、太庙、方泽、祈谷、常雩、先师祭礼;中祀则由皇帝亲祭或派遣大臣祭祀，内容包括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农、先蚕、关帝、文昌;群祭则由大臣们负责致祭，如龙王都城隍、内城隍、贤良、昭忠等。举行如此盛大的宫廷祭礼，需要各种各样的祭品。必然也用到许多盛放物品的祭器。而且各种祭祀活动及不同的位置中，需要用不同的颜色釉陶瓷。据《大明会典》载，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颜色，“圜丘青色”即祭天用蓝釉器;“方丘黄色”，即祭地用黄釉瓷;朝日坛用红釉瓷;夕月坛用白釉瓷;先农坛、天神坛、太岁坛正位用白釉瓷等。为了使祭礼器物更加完备和规范，乾隆二十四年时，清廷祭礼器物图谱《皇朝礼器图式》应运而生。这部《皇朝礼器图式》中则将宫廷祭礼所需器物进行了描绘和规定，其中大部分祭器承袭前朝，少量根据当时情况进行更改 。

 

　　许多颜色釉的名称，也与祭祀相关。如著名的“霁红”，其本意应为“祭红”，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论述颇详：“霁红也，肆考纪明厂窑作祭红，沈阳唐公记今厂器作祭红，而陶俗皆做济红，其实祭红为是。盖宣窑造此，初为祭效日坛用也，唐窑纪霁红，由宣窑霁青推写耳。”由此可知，霁红原为祭红，是唐英将其改写为“霁”的。“霁蓝”、“霁青”等名，在文献中也称“祭青”、“祭蓝”，均是宗教祭祀的器皿。

 

　　3.严酷的等级制度

 

　　至高无上的皇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左右着颜色釉陶瓷的生产和使用。早在两晋时期，等级森严，统治阶级奢侈成风，所用瓷器是特殊生产的。权贵人士享用最好的瓷器，平民百姓多用粗瓦胎、素面的器皿。唐代越窑精心制作的“秘色”饮食器，平民禁止使用。《高斋漫谈》记载：“越州烧造，为供奉物，臣庶不得用，曰秘色。”两宋时期最负盛名五大名窑产品几乎被皇宫和达官贵族所垄断，平民可望不可及。明、清两代官窑生产的颜色釉瓷器，民窑严禁生产，如果违法此规，严重者处死。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一时下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货，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如此严酷的法律，保证了皇家对颜色釉瓷器的垄断，提高了官窑颜色釉的身价，也制约了民窑颜色釉瓷器的发展。

 

　　在皇宫中，颜色釉瓷器的使用，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明代皇宫中，皇帝、皇太后、太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皇妃用黄地绿龙器或黄釉绿龙器;嫔妃用蓝地黄龙器;贵人及贵人以下宫中人员禁止用黄釉器。清代时对黄色更是钟爱有加，黄釉器自然成为皇家专用瓷。不仅完器，连残次品都不能留在民间而要送往京城处理，防止制瓷技术外传。乾隆八年，督陶官唐英曾奏“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建议黄釉及五爪龙瓷器的残次品，押运京城处理。乾隆批奏：“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由此可知乾隆皇帝对宫廷专用纹饰的五爪龙器网开一面，而对黄釉器的控制毫不放松。颜色釉的使用，在等级上是多么的森严。官窑严格控制着颜色釉瓷器的生产，保证了皇家对黄釉器的垄断。

 

　　以上可以看出森严的等级制度对颜色釉瓷器的影响，一方面是严重地制约了民间颜色釉瓷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严格苛刻要求，促使颜色釉瓷器不计成本，经过精工细作，使产品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留下来的件件俱为精品。

 

　　3.高超的制瓷工艺

 

　　在唐宋以前，青瓷和白瓷占据主导地位。历代陶瓷工匠经过不断地总结经验和研究探索，巧妙地掌握了各种金属在不同温度及不同焰性下的变化规律，从而创造出色彩缤纷的颜色釉陶瓷。

 

　　在唐代时，长石釉的使用已经取得成功。它使釉质均润，釉色柔美，达到如玉的效果。均匀纯正釉色的烧成，除釉料配方和烧成等因素外，施釉工艺也是一个重要条件。施釉是指在成型的陶瓷坯体表面罩以釉浆，按坯体的不同形状、厚薄，采用相应的施釉方法。元代以前，大部分陶瓷坯体采用刷釉、蘸釉、荡釉等。元代以后，景德镇陶工根据不同的造型和釉色品种发明了多种施釉方法，如敞口的碗、盘用蘸釉法，大件器物用浇釉法，方器则用笔拓法。我们从宣德及康熙的洒蓝可以看到其蓝点斑驳而釉色均匀，嘉靖的回青、康熙的豇豆红等具有其特殊的装饰效果，这与采用吹釉法有关。清代文人龚鉽有首诗描述：“看他吹釉似吹箫，小管蒙纱蘸不浇。坯上周遮无渗漏，此中元气要人调。”

 

　　古代陶瓷工匠用的吹管，是当代喷壶的前身。二者的作用并无二致，能保证釉料均匀地附着于坯胎外壁之上，烧成均润的釉色。不同的施釉工艺有不同的功能，“因材施艺”显得特别重要。它们是高温色釉的工艺基础，也是精湛的制瓷工艺的具体表现之一。

 

　　高温色釉品种至清代雍正时，已达数十种之多。作为颜色釉的呈色剂有铜、铁、钴、锰、钛、锑、金等几种金属氧化物，其中铜、铁和钴的氧化物是中国传统釉色的主要呈色剂。同一种金属氧化物，利用烧制温度和烧制气氛改变其分子结构，可烧出不同的色釉品种。如以铜为呈色剂的釉在氧化焰中可烧成绿色，还原气氛下则呈红色。而铁为呈色剂的釉，在还原焰中可烧成青绿色，在氧化焰中可烧成黄色或酱色。如果增加氧化铁的含量，再配上钴、锰等金属氧化物，就可烧成黑、褐等色泽。原料的配比、窑位、气候、压力等也能影响颜色釉的呈色，但起决定作用取决于釉料配方的调整和烧成技术的纯熟程度。古代勤劳智慧的陶瓷工人，在不断的实践中准确地掌握了各种釉料的变化，得心应手地调制出各种高温色釉配方，纯熟自如地驾驭了烧窑技术，创造出数十种斑斓纷呈的颜色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仍令后世赞叹不已。

 

　　4.丰富的审美视角

 

　　高温色釉瓷器绚丽多彩，我们可以通过五光十色的色彩变化中品味出中国深沉的文化内涵，后人一向推重宋代的单色釉瓷，认为单色釉是颜色釉中最高的境界。而元、明、清高温色釉瓷显示出高雅的审美情趣。高温色釉窑变瓷是巧妙地利用缺陷，反丑为美的代表，被视为陶瓷工艺美术审美视角转换的具体体现之一。

 

　　釉面的裂纹、斑点等，历来都视为烧成的缺陷，但经过智慧的陶工之手，反丑为美使其成为极富装饰性的特殊颜色釉品种。如宋代官、哥窑的釉面裂纹，本是因釉与坯胎的收缩率不一致而出现的一种严重缺陷，但聪明的陶瓷工匠巧妙地利用这种缺陷，通过试验使之形成各种有规律的大小纹片，这种残缺的美，打破了单色釉瓷缺乏变化的釉色。官窑哥窑的开片有深浅二色，深者粗，浅者细，有“金丝铁线”的美名。两线相互印衬，在统一中产生变化，在视觉上带来独特美的冲击，是其它瓷器品种无法比拟的，效果妙不可言，耐人寻味。明、清大行仿古，哥窑产品很多，直接继承了这种传统。又如豇豆红，红釉中往往散缀有因烧制时氧化还原不同形成的天然绿色苔点，是铜红釉烧制的缺陷。但陶瓷工匠将其绿斑点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增加了釉色的韵律变化，使浑然一体的淡红釉色中，掺杂星点绿斑苔点，倒是显得妙趣横生。因釉质匀净细腻，含有粉质。人称“桃花片”、“美人醉”或“美人霁”。再如清雍正时出现的窑变花釉，本是仿钧窑失败时，釉面出现的人工难以控制的窑变现象。但陶瓷工匠善于发现，让其顺势自然流淌，反而创制出变幻无穷的窑变花釉，极大地丰富了高温色釉品种。

 

　　釉色均匀纯正是高温色釉的基本要求，但中国传统高温色釉追求的却是均匀纯正中的变化，以在窑炉烧制的自然变化，增添釉色的韵律和节奏感。宋代龙泉窑釉瓷釉浑厚、青翠玉润，在器皿的转折处，往往露出胎体的颜色，称为“出筋”，在整体苍翠的色泽中产生细腻的变化。又如明代宣德红釉菱形水洗(图片)，外壁红釉均匀纯正，但口沿及转折处却露出瓷胎的白色，规整大方，俗称为“灯草口”，白色在红色中效果突出，对比强烈，使均匀纯正的釉色给人一种变化与韵律的美感。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均可说明中国传统高温色釉在完成均匀纯正的基本要求后，追求均匀中的变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人们穿衣搭配，讲究体形与色彩的相适应。瓷器同样讲究色彩与器形的结合，色釉匹配相适应的器型，才能充分体现高温色釉本身的美感。宋代的单色釉瓷器，造型简洁优美，与单纯的色调结合更能显示朴素典雅的效果，达到十分完美的地步。元、明、清颜色釉产品同样十分重视釉色与造型的统一。如高温铜红釉有祭红、郎红和豇豆红之分，其对应的特征分别为庄重、奔放、淡雅。传世器中庄重的祭红釉多与大小适中的瓶、壶、炉、洗等结合;奔放热烈的郎红则多与大件的瓶、缸、罐等相结合;淡雅柔和的豇豆红则与小巧精致的瓶、洗、盒、水丞等文具相结合。再如窑变花釉，色泽斑斓，变化丰富，传世器中多为大、中件的陈设瓷;而茶叶末古朴清丽，传世器中多为炉、罐、瓶、觚等。总而言之，斑斓多彩的高温色釉，与相适应的造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高温色釉的天然丽质，体现出中国传统高温色釉高雅的审美情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高温色釉丰富的色彩，极富观赏情趣，在细细品味它时，使人引发高雅的审美享受，领悟其中浑厚深沉的文化内涵。这就是高温色釉瓷受人喜爱的根本原因，也是它成为中国陶瓷主流产品之一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