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与艺术统一和谐的紫砂工艺，在现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并有“泥土与黄金等价”之说。特别是紫砂壶，质地朴实素净，造型简洁单纯，不仅具有浓重的东方艺术语言，更具有一种深邃、沉着的艺术意境。紫砂壶的造型与陶刻是一种视觉艺术，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更是一种审美兼收并蓄的文化产物。
紫砂壶的造型“方非一式，圆不一相”，呈现争妍斗巧的局面。传统造型有仿动物形、仿植物形、仿古铜器形、仿实用器物形、仿几何图案形……现代造型加进了更多的个性色彩和文化意蕴，强调纯朴天真之自然表现，所谓“方圆不拘于规矩，施彩不拘于业斫”手法简练、形态毕现、自然天成，有出人意外之趣旨。简而言之，传统造型大都“具象”，取之于生活，还原于生活，作品彰显自然美的效果。现代造型则归依“抽象”，追求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
紫砂陶刻，最初是受到铭刻和款署的启发。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紫砂名手陈用卿（绰号三呆子）据《阳羡名陶系》称其书刻为“落墨拙而用刀工”。款仿钟繇帖意。清康熙雍正年间，壶工陈鸣远吸收明代着名高手徐友泉、沈子澈的壶艺风格，丰富造型发展品种，从壶器造型到陶刻，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明清时期，不善落墨的壶工，则请善书者代为署款或用印钤。陈辰（字共之）等就是专门替壶工捉刀代镌铭款的书人刻家。
清嘉庆年间，陈鸿寿（号曼生）出任溧阳县宰，喜爱紫砂，曾手绘十八壶式，请杨彭年及其弟宝年、其妹凤年等按式制作，然后由陈曼生及其幕客江听香、高爽泉、郭频迦、查梅史等铭刻书画装饰，世称“曼生壶”。曼生壶的底部常用“阿曼陀室”、“桑连理馆”印记，把下有“彭年”印章。曼生壶使文人的艺术学识与壶艺融合为一，开创了紫砂壶独特的艺术风格，将紫砂的艺术水准提昇至更高的境界。
道光初年，出现砂胎锡壶，嘴、把，采用白玉琢成工艺精湛别致。作者朱坚，书画兼长，工鉴赏，尤精铁笔，曾着有《壶史》。申锡也是制壶名手之一，善雕刻，精捏塑，他和杨彭年合制的茶壶，敦朴如古铜器被誉称申杨。咸丰年间，许多文人墨客酷好砂壶题款，并把紫砂壶作为馈赠好友和同僚的礼品，因而壶器身价日高，收藏者与日俱增。以至有些收藏者以“陶”为号，自称“壶公”。南壶公瞿应绍，号月壶，自号壶公，常托好友邓奎专程到宜兴监制茶壶，带回壶坯，亲自撰铭刻文镌画；北壶公张之洞，同治二年探花，号无竞居士，也常命人前往宜兴定制茶壶，自撰壶铭，所藏砂壶底部均有壶公印章。
光绪年间，历任广东，湖南巡抚的吴大徵，特请名工黄玉麟依式仿制供春树瘿壶，并模仿收藏的钟鼎及古陶器制作掇球、书扁、石瓢等壶，其款式精气浑成，不失古意，以后吴大徵又请名工俞国良特制传炉、橄榄等式，壶底均钤“愙斋”阳文印，古篆朴雅，非前代壶印可及。
纵观古今，任何一个时代的精神品质都不是绝对的单一的、不变的，常常是相对的、可变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人的审美心理也因学养知识面之宽窄而不相一致。因此反映在紫砂壶的造型及陶刻上，也就呈现出多彩的艺术风格。
中国书法是一门独特的艺术，而中国画又具有十分传统的民族特色，名家紫砂壶之所以能够成为极具艺术价值的美术工艺品，一是缘于其自身造型优美，质性独特，二是缘于书画艺术的巧妙配合，使壶器既有装饰趣味又有特殊之艺术效果，诗情画意中闲逸把盏，为品茗者平添了许多雅兴。
当时的社会因风尚耽身美，壶工竞相施艺，“高矮胖瘦各显其貌，精细入微不失繁褥”。在书画文人的大量介入之下，壶器的造型及铭刻愈发精湛，珐琅彩雕或泥绘装饰工艺的应运而生，均使紫砂壶的造型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这一时期的壶铭则更显的典雅华丽、落落大方。采用书法艺术塑造紫砂壶的整体造型是这个时代的又一特色，如福字壶、禄字壶、寿字壶以及喜字壶，将抽象的意念具体化，生动而又深刻地展示了人们向往福、禄、寿、禧的生活意念和精神追求。
民国时期，从事紫砂陶刻装饰的匠师，大都来自书人、画师，比较着名的有韩泰、路兰芳、邵云如、陈少亭、任淦亭等人，因此紫砂壶的造型，陶刻日益精美。普通紫砂壶一般采用单刀行刻，高档铭壶因讲究书画意味，刻制时十分注意刀法，如湿刀、迟刀、留刀、轻刀以及切刀、舞刀等金石刀法的交替运用，都使壶铭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因而也产生了许多风格。
当代紫砂壶上的刻画，有不少摹拟汉画的构图和刻法，结构严谨，风格厚重，奏刀雄浑而不纤巧、粗犷而又蕴藉，独得汉画神韵，彰显汉刻风采。以刀代笔，借笔为刀，表现出汉人特有的精神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