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是明清以来民间收藏的大项，但收藏紫砂壶一定要多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以防陷入收藏误区。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既是日常饮食不可或缺之物，茶壶自然也是必需品。紫砂壶除了是具实用价值的工艺美术品外，同时也是充满文化韵昧的工艺品，若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壶，那自然是古文物的一环了。因此，紫砂壶从生活实用品到工艺品，再到古文物，其间提升的档次跨距也就特别大，这一特色与其他纯属玩赏的工艺品，诸如竹木牙角雕、文房杂玩等相比，确实大异其趣。
紫砂茶具是生活上的日用器物，档次自然精粗有别。明代后期，宜兴陶业的商品经济已是十分发达，据《重刊荆溪县志》记载，在明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其产品已是“鬻于四方利最溥，不胫而走天下半”，各地商贩云集，“千里之外，趋之若鹜”，“商贾扬帆而晓夜行”，“商贾贸易廛市，山村宛然都会”。市场一旦扩大，陶业内的分工也就越来越细。在产品方面，清初的宜兴陶业分工大致为三大类：粗货(缸瓮类)、细货(色瓶缸类)及紫砂(壶盆类)。到了清代后期的光绪年间，更进一步分作六大类产品。其中紫砂集中在蜀山、上袁和潜洛一带生产制作。传统上，紫砂制品的精粗大致可分三类：粗货、细货和特种工艺品，分别由技艺不同的专业陶工制作，以供应各方所需。
“粗货”，是指销向老百姓或者茶馆的大路货产品，制作简单，价格低廉，且造型多球简洁大方，多半只钤款识。虽然粗货的价值有限，但若能反映出历史上的工艺特征或特定时空的时间，也同样有收藏研究的价值。例如道光年间（1845年前后）在南洋沉没的迪沙如号，近年经过打捞发现在大量外销瓷器中，另有二三百把较完整的宜兴紫砂壶与更多的紫砂破片出水(估计当年船上约有800件宜兴紫砂壶)。从其数量之多与粗放的做工来看，显然为当时的日用商品壶，但因其历史意义特殊，且年代明确，所以仍具一定的收藏价值。
“细货”，是指工艺水平较讲究，用泥也较精者，作者多为技艺娴熟的个中老手，造型仍以传统形制为主，当年虽是有一定批量的制作出品，但仍具有相当的工艺水平。多半落有作者款识，但未必见载于史册，或是生卒年难考者。这类产品的收藏价值显然高于前述的“粗货”，而且能具体反映出该时期的制作水平、形制标准与泥料特色，加上其赝品数量较历史名人名作要少，也是不错的收藏品。
“特种工艺品”，指知名陶人的作品，所谓“特种工艺品”是今日的说法，对照昔时，即是指“名人名作”。所谓名人，泛指明清、民国紫砂史籍如《阳羡茗壶系》、《阳羡名陶录》、《阳羡砂壶图考》或当代图录上的明清著名陶人；所谓名作，是指形制或泥料、做工的独到特色，例如邵大亨的鱼化龙壶、顾景舟的提璧壶等。相较于前两者，“名人名作”的工艺水平自不在话下，但赝品的困扰相对也大，此外价格亦自不菲。事实上，早在明清时期，当时的名人名作便已有贵重如珩璜”、“珍重比流黄”、“价凝塔啉”的评价。明人熊飞《以陈壶徐壶烹调山芥片歌》说：“景陵铜鼎半百清，荆溪瓦注十干余。”即景陵产的铜铫五十可买到，而荆溪的名壶要值一万多。进入清代盛世，紫砂壶的身价与日俱增，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徐喈凤《宜兴县志》： “供春制茶壶……名公巨卿，高人墨士，恒不惜重价购之。继如时大彬，益加巧价愈腾。”乾隆时期的吴骞《桃溪客语》：“阳羡磁壶，自明季始盛，上者至与金玉等价。”周澍《台阳百咏》：“供春小壶一具，用之数十年，则值金一笏。”同治时期(1862～1874)日本人奥兰田《茗壶图录》：“明制一壶，值抵中人一家产。”“争购竞求，不惜百金、二百金，必获而后已。”由这些史料可知，宜兴所产紫砂壶固然是一种日用茶具，但名家所制却被视为一种高价的工艺品，尤其是年代悠久，价格昂贵，跻身股东之林，如奥兰田所言，其时距明不过三百年，却能“一壶值抵中人一家产”。这样的增值幅度即使是在今天，也是十分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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