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盛行的点茶与唐代盛行的煎茶最大的不同在于茶末不再放入茶釜里与水同煮，而是放在茶盏里用茶瓶煮水来冲点。因此，宋代茶器里出现了一件陆羽《茶经》中未曾提及的重要器具--茶瓶。
茶瓶在点茶时用于烧煮或贮盛开水即汤，不在里面放茶末，故又名汤瓶。
点茶法在唐朝虽未普及，但已经开始出现，宋代茶瓶仍有用银瓶者，但总体上以瓷制茶瓶为主流。
在比较轻松随意的茶会中，这两件茶器可用注子来代替。注子有柄，便于把持，其广口或喇叭口易于临流取水，或向其中倾倒清水或熟水，其流可迅速出水“止沸育华”，比较方便，因此，不难理解唐代有些茶人在煮茶时使用注子。
在唐代点茶、斗茶尚处于萌芽阶段，对茶瓶的要求并不高，专业应用性也不十分明显，因此，唐代茶瓶与酒注的造型颇不易区分。
唐、五代、宋执壶的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当时审美趣味的变化所致;更主要的是其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点茶的反映，顺应了点茶的使用需求。苏翼的《十六汤品》就注意到了汤瓶的形制与点茶的关系，指出若茶瓶之嘴不能使注汤收放自如，断断续续，若存若亡，汤不通顺，犹如人之气血不畅，百脉不通，是为“断脉汤”。
到了宋代，茶瓶成为点茶专用的煎水器和点茶器。茶瓶对斗茶成功与否十分关键，因此，茶人们十分注重茶瓶的形制。
a、茶瓶与候汤：
唐朝用茶鍑煮茶，故可目视观形、耳闻辨声以候汤，选择最恰当的时机下茶末，易于把握。宋朝点茶以茶瓶煮水，只能耳闻声辨煮水过程中细微的变化，要求茶人的感官相当敏锐，因此宋代茶人多感叹“候汤最难”。蔡襄《茶录·茶论》论候汤：“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况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汤最难。”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明确地阐述了茶器的这种变化和候汤之难。
既然候汤最难，茶瓶就要易于候汤为宜。
由于对点茶技巧要求不高，但需求量大，以实用为主，所使用的茶瓶自然就不能太小了。
b、茶瓶与点茶：
关于茶瓶对点茶的利害关系，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阐述得最详细恰切。“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苑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也就是说，茶瓶的大小可根据茶人的需要来选择，尚无大碍。点茶需七汤乃成，因此，最关键的在于注汤所用茶瓶的流与嘴。流要细长，增加出水的落差，这样点茶注汤时力量紧劲而不松散;流嘴的最末端要圆小而峻削，这样注汤时易于节制，收放自如，不会滴沥不止，破坏茶汤冷粥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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