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流斋说瓷》中评论道：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乎鬼斧神工，而古朴之致荡然无存。故乾隆一朝为有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也。
   我国陶瓷的发展在乾隆以前的清初阶段达到了历史上的又一高峰，但在此后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削弱而日渐走向衰落。
   嘉庆时期的陶瓷器基本上仍沿袭旧制，在质量和数量上均较过去相差甚多，有些著名的品种或已绝迹人间，或只维持生产，并无可观。
   道光初期还有些许产品尚能与往昔真品相媲美，但也是占极少数。在当时，值得珍视的几乎是带有“慎德堂”款的瓷器。
   至于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的瓷器，一般都较以前制作粗率。但亦有少数现世精品，如粉彩八仙纹八棱碗胎体轻薄、釉质莹润，迎光透视可自碗内看到外面的图画；咸丰官窑瓷器款字楷书最佳，传为文宗奕詝亲笔所书字体。同治粉彩、光绪青花瓷器中之官窑制品，胎釉莹薄、彩色光艳者也能追踪前朝，差可玩赏。
   总得看来，1840年（道光二十年）以后，由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陶瓷工艺也同其他经济、文化事业一样，随同国势之日衰而逐渐走向下坡。当时一般用瓷也多为造型木讷、彩绘花纹庸俗不堪。
   光绪时期虽一度略见起色，如“大雅斋”款、“体和殿”款瓷器相当精致，故宫至今藏品颇多佳作，但终是回光返照，徒使后人为之喟叹不已。且从一些史料记载中可见，当时生产凋敝、国库空虚，就连当时烧造宫廷用瓷的御窑厂房也沦为割让出租的破落户了。
   此外，鸦片战争以后的不等条约，也对我国制瓷业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和影响。这主要原因体现在当时瓷器的税务问题。以景德镇瓷器为例，在运出江西境界时要先在当地缴纳一次“统税”，经过湖口时还需再交一次“出口税”，两处约合就达12%。这和当时的洋瓷之运销全国各地相比，已经多出4.5%，可见其对我国陶瓷业的发展多么不利。
   在国际市场，当时我国陶瓷业不仅挫败于日本，而且次于欧洲，特别是英、德、法等国的瓷器。那是英、德全由机器制造，式样多且成本低廉。德国瓷器的坚实首屈一指。英国陶瓷在各国也有声誉。而日本却已成为世界上出口陶瓷器的主要国家。在这样一个大的国际、国内市场环境下，中国陶瓷业举步维艰。
   明末民初（1904-1924）约二十年间，供开办了22座新式瓷厂。各地所经营的手工业式陶瓷生产状况几近潦倒不堪。国际市场毫无优势，加以国内捐税不平等与资金的短缺，乃至技艺的保守和战争的破坏种种不利因素，或停工或则奄奄一息。
   民国时期逐渐走向衰落，广大陶瓷工人迫于生活背井离乡，南北方陶瓷业都难幸免于当时的环境以生存。不少各地名窑生意萧条，粗制滥造，艺术风格也一落千丈。 民国瓷器生产在连年内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社会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下进行生产。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干扰，内忧外患，战乱不息，使得这一时期的瓷器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总的趋势是处于低潮，但也有精细的产品出现。
   史载袁世凯复辟登基时曾仿效封建帝王精心烧造了一批署有“居仁堂”款的所谓“洪宪瓷”，质地精良，以致仿制者甚众，质量自然上乘，其选料精细，胎骨很薄。具有造型精细，彩料考究，纹络玲珑俊俏的风格。虽然烧造时间很短，烧造的数量也不多，颇富争议的“洪宪瓷”之谜也是在这个时候给后世留下的。
   在民国时局动荡,经济萧条,连年的战争的社会环境下,然而,社会变革同样给瓷器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挽救陶瓷业颓势的新政,进行了全方位的革新,这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加速了陶瓷业的近代化,推动了陶瓷业的发展。
   虽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使得民国时期陶瓷产业的发展艰辛备至，但当时许多有志之士想尽办法来促进当时陶瓷业的发展：在陶瓷教育方面，开办新式学堂，聘请国外的陶瓷技师和技术高超的制瓷匠人来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用来进行陶瓷的制作和装饰，新式学堂打破了师傅带徒弟、父传子、子传孙的封闭教育模式，培养出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这一时期的瓷器特点：
   民国时期仿古瓷器风行，究其原因主要有官窑体制的瓦解迫使许多官窑技术精湛的工匠流入民间，这些“失业”的官窑工匠迫于生计就想到另起炉灶，索性自己就仿制以前不敢随意仿制的官窑贡品，还有就是利益驱使，社会上对仿古瓷器的需求数量越来越多，大量的利润到了仿制者的手中。数量多、范围广是民国时期仿古瓷器的显著特点，历代名窑瓷器是仿制者的首选对象，更为独特的就是，民国后期仿制民国前期的瓷器。
   此外，仿制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隋唐以及五代时期的白瓷，宋代五大名窑（官、汝、定、钧、哥窑）的瓷器是当时最为常见的被仿制瓷器类型，后来仿制明清时期的最多，尤其是仿制雍正乾隆时期的五彩、斗彩、珐琅彩、红绿彩和单色釉器最为流行。
   这一时期仿制的器具种类繁多，主要有罐、碗、杯、壶、瓶、盘、渣斗、盒等。传统官窑瓷器细腻精美的风格在民国时期的仿古瓷器上有一定程度的继承，但是总体的工艺水平并不是很高。 民国日常生活用瓷的胎骨较粗，釉胎结合不紧，釉面上气泡和脱釉的现象十分严重。其青花颜色晕暗泛兰，俗称洋兰。洋兰在清光绪末年就已经出现并延续至民国，其纹饰继承了清代在器物上题诗文的传统，但由于文学修养的不足，故格调不高。
   常见的有：人面桃花相映红；美色清华不计年、是真名士自风流；闲坐轻舟泛碧溪；读书声里是吾家；读尽人间未见书；平生总是为书忙及女士读经史，书中好玉音；雅言不出诗文外，琴德原超丝竹间；人生何事能如意，富贵长生乐有余；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等。
   民国时期瓷器装饰手法较前朝的独到之处就是其彩绘瓷器装饰手法的发展和装饰题材的丰富。当时的装饰题材有：人物、山水、八仙、二十八孝、三国故事、竹林七贤、婴戏、喜字、福字、寿字云龙、云凤、松鹤、松鹿花鸟、缠枝花卉、牡丹、柳树黄莺、五伦图、石头记、梅兰竹菊、八宝、吉祥如意、蝴蝶、喜鹊登梅等；清咸丰年间风行的浅绛和民国初年兴起的新粉彩都是清末民国初期彩绘装饰的变革和发展。
   民国时期还出现了贴花瓷器，有的瓷器全部贴花，有的则一部分贴花，一部分为绘画。贴花即将印有花纹的贴花纸转贴在瓷坯上，再入烘炉中烘烤。贴花纸系有胶质拷贝纸印刷而成。这种纹饰较手工彩绘的纹饰细腻，用手抚摸釉面平滑，没有手绘凹凸不平的笔痕。 新工艺的出现和新技术的发展促使民国短暂动荡的几十年中，陶瓷产业依旧不断向前行进。
   清末民初，陶瓷史何谓“尴尬”，实乃内忧外患。总之，中国陶瓷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尽管遭受种种摧残、饱经内忧外患的艰难局势，但由于中国原料的得天独厚，劳动力的工价低廉，加上传统的技艺等，使得中国陶瓷业才能一度与之抗衡。直到20世纪50年代，我国陶瓷也才有所扭转局势，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