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的鉴定有其独到之处。但大致来说，模糊的成分较多，科学的判定较难。这是因为：

   第一，与瓷器、青铜器等相比，紫砂器制作历史短，产地、原料单一，鉴别起来有一定难度。紫砂壶出产于江苏宜兴的地方窑，属于民间手工业。这种行业多是子承父业，师徒传承，夫唱妇随，个体小作坊规模而已。除在壶上镌刻字画外，不需要多种工艺的合作和工序上的流水作业，整个制作过程都由一人操作，造型设计全凭个人爱好而定，“取用配合，各有心法，秘不相授”（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由于始终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生产，也未能统一器型、统一尺寸、统一落款，各自为政，各展风采，各具特色，造成作品虽属同一时代、同一地区，但个体之间差异极大。具体到每一个朝代或时期，并没有足够的作品数量可以全面地反映出它的整体面貌和变化规律。这些方面，从方便鉴定的角度看，都无法与明清以来的官窑和民窑瓷器相比。因为瓷器烧制产量大，遗存至今基本上有其轨迹可寻，从古至今众多的学者给予充分的研究，其生产面貌和工艺特征十分清晰，并遗存有数百万件以官窑瓷器为代表的典型器可供参考。作为一种整体上缺乏规律性的文物艺术品，紫砂壶的鉴定无疑具有很大难度。

   第二，自明末以来，有关紫砂壶的记述和文献极为稀少，近几十年来地下考古发现有明确纪年墓的器物也只有零星的几件。出土器，可根据墓葬纪年和同出器物的年代得出结论。各博物馆收藏紫砂壶数量不多，没有争议的标准器更是少得可怜。这与民窑产品整体数量受限制有关，也与紫砂器在历史上没有受到社会高层特别重视有关。虽然清代一些皇帝比较喜欢紫砂器，北京故宫博物院迄今还收藏着一批当时制作的紫砂器，但这些紫砂器无论从数量上说，还是从受皇家重视程度上说，都无法与同期景德镇瓷器相比。这种情况，也给紫砂壶鉴定增加了难度。

   第三，紫砂壶鉴定的科学性比较薄弱。历史上，虽然流传下来诸如明代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和清代吴骞的《阳羡名陶录》等有关紫砂壶的著述，但它们都没有科学地、系统地论及紫砂壶的鉴定方法。近二十年来，随着新一轮“紫砂壶热”的兴起和发展，紫砂壶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也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程度，全国各地的文博专家、收藏家和宜兴紫砂艺人一起投入到紫砂壶研究工作中，有关图录和著作出版了上百种，它们填补了许多研究空白，解决了许多有关紫砂壶史和紫砂壶工艺的疑难问题，一门“紫砂学”正在形成；然而，截至目前，专家们对于名家署款的紫砂壶尚未能够提出十分科学的鉴别标准，在此方面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影响了紫砂壶整体研究水平的质的提高。这样的研究水平与瓷器特别是官窑瓷器的研究水平相比，差距比较明显。缺少科学、系统的鉴定理论的指导，是紫砂壶鉴定工作的又一个不利因素。

   第四，历史上出现过大规模的高手仿古活动，高仿品很多。民国初年，上海的一些古董商人重金延聘宜兴制壶高手，不惜成本，不计时间，精心仿制历代名家作品。裴石民、顾景舟、王寅春等高手都是当时古董商的座上客。这批仿品均源于名家旧器实物，制作水平很高，在工艺上甚至还有超过原作的地方。若不谈历史价值，其艺术上的成就则是应当肯定的。就是现在一些博物馆收藏的名家名壶，或者已被社会公认的原作真品中，是否就有当时精美的仿制品，也是值得考察的。约百年前制作的这批高仿品大量遗存至今，又给紫砂壶鉴定工作带来一大困难。

   正是由于紫砂壶在常规鉴定上存在诸多困难，因此不能仅仅从微观角度认定其价值，而是要重点研究它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品位，通过宏观把握积累鉴赏经验，在实践中得到最接近真理的结论。既要认准每一个部件，又能在大的方面、整体气息上感觉对头，做到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地鉴赏，优秀的紫砂壶收藏家往往具备这样的本领。从宏观上把握，就是从本质上把握，而善于在宏观上准确把握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尤为难得。一把壶，拿到眼前仔细鉴别，所有的部件、所有的具体方面几乎都没有问题，但它却是赝品，因为“没有问题”的都是现象；反之，一把壶，整体气息上感觉对头，即使在某个具体方面对不上号，它也不一定是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