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铭的前世今生
可见，至晚在元末明初，紫砂器上就有了铭刻。到明万历年间（1573-1620），紫砂器上的铭刻日渐风行。今天已经发现的一代紫砂巨匠时大彬“六方壶”，壶底就楷书镌刻“万历丙申年时大彬制”两行字，另一件作品上刻“一杯清茗，可沁诗脾。大彬”，到天启、崇祯年间（1620-1643），已有“陈子畦书法有晋唐风格，沈子澈款制极古雅浑朴，项不损字法晋唐”的定评，壶铭已经是手艺中的手艺。这一阶段，壶铭主要是壶家为作品留下款识，仅限壶之底部，为壶家的落款，告诉藏家壶出自何人之手。
由于紫砂壶质朴雅洁，契合书画、金石家的文人情怀，逐渐地，紫砂壶通过文人雅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私人订制——亲自参与设计、制作，不但文人案头必备紫砂，而且他们往往乘兴作铭，或挥毫或镌刻，风行一时。
这一风尚从一开始，便是“外行领导内行”。对紫砂制作，文人是外行，但文人有文化，有眼光，有雅趣，他们指导十指得道但文化稍逊的工匠，把这些趣味通过壶铭，在紫砂壶这个载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内容除了落款、记事外，迅速提升到富文学性的清逸、散淡、雅洁、闲适等意趣，言志寄情，返朴归真，寂寂美好，别有机杼。壶铭题刻的部位，也从底部移到肩腹及壶盖等显著位置。壶之体量，也从大壶逐渐更改为小壶。壶式也越来越古朴、典雅，与壶铭相互衬托，更得幽野之趣，几案陈此一壶，发人闲远之思。
将壶铭推到登峰造极境地的，当首推清代嘉、道年间的金石书画家、“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号曼生）以及其“曼生壶”。以陈曼生为核心的紫砂壶文人创作 “朋友圈”，以铭文为主，参与壶款式的设计和改良，直接表达出他们不凡的文化追求和艺术水准，使紫砂壶脱胎换骨，以浓浓的文人气，进入了“艺术品”“收藏品”的殿堂。 壶铭，壶上的闲远之思
陈曼生之后，又有江听香、高爽泉、郭频伽、查梅史、朱石楳、瞿应绍、邓奎、胡公寿、梅调鼎、徐三庚等一批金石、书画家大显身手，壶铭更让世人瞩目。近现代书画家吴昌硕、任伯年、于右任、黄宾虹、蔡元培、唐云、朱屺瞻、亚明、钱君匋等也参与这种形态的创作和互动，使紫砂壶中的文人趣味得以传承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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