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起源说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是传统的有关紫砂壶方面的记载，如明末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清中期吴骞的《阳羡名陶录》等书籍。这些书籍都记载了一个故事：在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吴仕为准备考进士而住在金沙寺内，其家僮供春跟金沙寺的僧人学做壶获得成功，后来成为宜兴紫砂壶的鼻祖。吴仕是在明正德九年(1514)考中进士的，因此供春学做壶的时间大致也应该是在此期间。另外持明代起源说观点的人还经常引用考古资料，这些资料来自全国各地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紫砂壶材料以及对传世古代紫砂壶真品的研究材料。这些紫砂壶均没有超过明代中期年限者。
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近二三十年才兴起的新说法。其代表人物是宜兴已故当代著名紫砂壶大师顾景舟及其一批同事和弟子们，此外还有宜兴一些从事新闻、文化工作的同志们。由于他们的宣传力度很大，在国内和境外也有很多赞同者。他们引用的文献资料，是在宋代的诗词中发现了被称为“紫泥”、“紫瓯”的茶具，认为这应该就是紫砂器。另外他们引用的考古材料是宜兴羊角山古窑址的材料，只此一条。根据顾景舟的记述：那是1976年红旗陶瓷厂兴建隧道窑时，在移山整基中发现的：“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一米多。当人们发现它具有考古价值而加以重视时，其墩阜已被发掘去大半，尚有小部分埋在地基之下。窑址旁边的废品堆，上层为近代的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古窑址并未经过考古人员的正式科学发掘，只是顾老等人在基建中发现的一条被破坏的古代紫砂壶窑址，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了调查简报。顾老他们是当代的制壶大师，但不是考古学家，不具备陶瓷窑址考古的专业知识，因此所记述的材料并不是科学的考古发掘材料。特别是那所谓的废品堆“地层”材料，只是他们自己划出来的，非常不靠谱，是不能当考古证据引用的。
在判断宜兴紫砂壶到底是起源于明代还是起源于宋代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紫砂壶的基本概念，即：什么是紫砂壶？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两点：1、宜兴紫砂壶是用宜兴特产的紫砂泥制成；2、它必须是专门用来冲泡茶叶的饮茶用具。根据这两条标准，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两个起源说谁更合理。
首先分析紫砂壶明代起源说。此说所列举的文献资料，都是历史上公认的专门记述紫砂壶的典籍，其中所记载的很多制壶名人，至今都有出土的或传世的紫砂壶作品可以印证。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紫砂壶，是在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出土的一把紫砂提梁壶(图1)，其出土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下葬的司礼太监吴经墓中。而到了明万历年以后，出土的紫砂壶就越来越多了。如文献记载的明代著名紫砂壶大师时大彬，就有多处明代墓葬出土了他的作品。其中在福建省漳浦县出土一把，是出自明万历年间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墓，墓志纪年万历四十年(1612)(图2)。出土时壶中还装有满满的茶叶。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宋元时期，国人饮茶所用的是制成饼状的茶。其饮法是碾碎后放在碗盏内冲入开水调饮。入明代以后才出现条索状、片状或颗粒状的茶叶，又被称为散茶。饼茶是无法装入小紫砂壶中冲泡饮用的，而只有当散茶出现后，茶叶才有可能直接装入紫砂壶中冲泡。综上所述，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是合理和可能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持此论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多为宋代诗词中含“紫泥”、“紫瓯”等茶具名称的诗句，他们认为那就是宋代已出现紫砂壶的证明。实际上这些诗句都是歌咏宋代茶风的。如前所述，宋人饮茶，是将茶饼碾碎成粉后放入碗中冲泡的。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斗茶”的活动，就是斗冲入开水后碗中泛起的白色茶沫和沾染碗壁的水痕。为此，斗茶的茶碗一般用黑釉产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闽北建阳所产的兔毫盏，又称建盏。建盏因胎釉中含铁量高，以还原焰烧成后呈酱褐色或紫黑色，故被诗人描写为“紫泥”、“紫瓯”。瓯者，小碗也，并不是壶。建盏形如敛口钵，器壁越往下越厚，茶汤散热慢，利于白色茶沫久久不散，加上釉面常有“玉毫条达”的兔毫纹，成为宋代斗茶中最受人欢迎的茶具。宋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又是宰相的蔡襄是福建人，其将家乡的这种茶具推荐给朝廷，而使得建盏成为“供御”之物，这样更使其天下闻名。总之，宋代诗词中所歌咏的“紫泥”、“紫瓯”等茶具是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瓷碗，与紫砂壶没有关系。同时，全国各地考古工作者发掘过成千上万座宋代墓葬，从未出土过一把用宜兴紫砂泥烧成的紫砂壶，反倒是出土过大量建盏类黑釉茶碗。至于顾景舟及弟子们津津乐道的羊角山古窑址有宋代紫砂壶遗物的“考古”材料，前文已有所述，那是完全经不起科学推敲的。实际上我看过这些标本材料，都是典型的晚明遗物。羊角山古代紫砂壶窑址的上限只在明代后期而已。
因此，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不能成立的。
宜兴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文献记载其鼻祖为供春。关于供春其人，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有称其为龚春的，也有记载其姓龚，名龚供春的。甚至其性别也有不同记载，一般认为其是吴仕的家童，也有称其为吴氏的“青衣”——即婢女。但供春在吴仕于正德九年考进士之前，陪他在金沙寺温习功课，在侍候主人的余暇时间里，其向金沙寺的老僧学习用紫砂泥制壶并取得成功的记载则是一致的。我认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明代，一个婢女单独接触僧人学壶艺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供春的身份只能是男性的家童，并且是一个对世事充满好奇又聪明好学的青少年。他的成功一方面是自己的刻苦努力，另一方面也应与其主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关系。关于供春所制的壶是什么样子？这是历来爱好宜兴紫砂壶的人们都非常感兴趣的事情。迄今为止，在古墓葬和古遗址中并没有供春壶出土。在传世品中，有两把供春壶大名鼎鼎：其一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树瘿壶，另一把是收藏在香港茶具馆的六瓣圆囊壶。这两把壶基本上都是所在馆的镇馆之宝，馆藏级别非常高。但我们仔细研究它们后，却会感到有些问题。收藏在国博的供春款树瘿壶(图3)，是建国初从江苏省选调上来的。该壶最早是宜兴乡贤储南强于1928年在苏州地摊上购买的。当时壶身做成松树瘿瘤状，壶把做成树枝分叉状。把下有篆书款“供春”二字。壶盖做成南瓜蒂状，盖内有篆书“玉麟”印款。储先生是有文化教养的人，购得此壶后反复考证，并走访此壶的传承经历，得知曾收藏在清末大收藏家吴大澂家。他认为此壶是供春壶真品，盖是清末制壶名家黄玉麟后配的，于是听取大画家黄宾虹的建议，找当时的制壶名家裴石民重新配盖。建国后，储先生将壶捐献给国家，此后经逐级上调，最后入藏国家博物馆。观察该壶，我们感到其是否为供春壶真品有诸多疑点。其一是该壶造型独特，制壶者应具备较高的雕塑艺术能力和造型艺术修养。这是家童出身且又初创紫砂壶的供春所不可能具备的。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所有明代紫砂壶造型都比较粗犷简单，达不到这个水平；其二是壶土泥料过于细腻，这也是明代的泥料粉碎技术所达不到的；其三，该壶的款识为篆书体，也是整个明代紫砂壶所未见的。明代紫砂壶只有楷书刻款，出现篆书款是清代以后的事情；其四，该壶使用的泥料应是黄褐色的段泥，这种泥料在明代紫砂壶上不见使用，是清代以后才出现的泥料。其五，该壶原盖上的印款为“玉麟”篆书，表明壶的作者是清末制壶大家黄玉麟。黄氏曾被吴大澂专门聘请在吴家制壶，并且制过很多把这样的树瘿壶，至今在上海、宜兴等地多有人收藏。储先生买的这把壶经他自己调查，恰好曾收藏在吴大澂家。因此综合以上各点，我认为国博所藏的这把供春壶，应是清末制壶大家黄玉麟自创壶型并托名供春的一件作品。在清末民国时期，古董收藏出现热潮，紫砂壶托古仿古之风兴盛。储先生和黄宾虹是文人、画家，他们有素养但不是文物鉴定家，出现错认的事是不足为奇的。大约20年前，我接待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博前身)馆长的俞伟超，就将这些想法告诉他，俞先生认为很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香港茶具馆珍藏的那把供春款六瓣圆囊壶，同样感到其问题很多，也应是一把“假虎丘”。首先在这把壶的壶底刻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隶书款。款字周正老辣非常见功底。作伪者很熟悉供春的故事，吴仕是正德九年考的进士，他就将供春陪侍吴仕住在金沙寺学做紫砂壶的时间提前一年。即便历史真的是这样，当时供春也不过是一个向金沙寺老僧初学制壶的青少年。他没有什么文化，制壶刚刚起步，如何能在壶底刻出如此老辣流畅的隶书款来？同样该壶造型圆熟，泥料细腻，各方面的技术水平都已远远超过明代的制壶水平，因此绝无可能出自紫砂壶诞生初期一个刚刚学习制作紫砂壶的青少年之手。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这把壶的制造时间应该比国博的那把树瘿壶还晚。树瘿壶是清末制壶大师黄玉麟所做，而这把六瓣圆囊壶则可能是民国时期生产的。此时古玩市场火爆，宜兴紫砂壶仿古高手蒋燕亭组织人在上海仿冒了一大批古代名人壶，我们常见到的有仿时鹏(时大彬之父)、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惠孟臣、陈鸣远、王南林等人的。所以其仿冒供春是毫不奇怪的。在建国初期，这类仿古壶流入香港，当时的罗桂祥对紫砂壶并不内行，据他自己讲：是见到有刻款的、造型好的就买下来。因此这把六瓣圆囊壶就被他收集起来而流传至今。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问：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供春其人和供春壶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历史上的许多紫砂壶典籍乃至明代文人笔记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者是严肃的、内行的。只是我们要找供春壶必须换思路，那就是不能因为供春壶名气大就专找做工美、技术水平高的带“供春”款壶，那恰恰会落入作伪者的圈套。相反的是，供春对紫砂壶的最大贡献是开创者，其作品应具有很大的原始性，可能是手工捏制后用简单的工具修整，胎土较粗糙，与缸瓮同烧，壶身上还有可能会溅有釉泪，并且极有可能不带款识。因此，即使有真的供春壶逃过历史的劫难而流传至今，我们也非常难以辨别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更多地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期望他们注意明代中后期墓葬，特别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墓葬材料，万一有一天能出土真正的供春壶，就会将我们的紫砂壶研究和鉴定工作推向新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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