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的正式入世并推广普及应该是在茶事由“煎煮法”改为“冲泡法”后的明初，而其中兴是在明正德年间。正德皇帝喜欢钻研木工，工艺品也因此繁华如雨后春笋，于是，明朝的“太师椅”和“紫砂壶”便成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绝代双骄”。
供春——承袭自然
现在说起紫砂壶，都推崇鼻祖是供春，那供春是何人，师出何门，又做了什么呢？供春，又叫龚春，为时任县令吴颐山的书童。当年，吴县令在大潮山为亡故的母亲做法事，并带了供春随侍。供春看到庙内和尚做茶壶，觉得有趣，就拿了一团泥捏起来，并用吃饭的小木勺，“刳使中空”，并以树枝为嘴、把，渐成壶形。但盖子要怎么做呢？他看见树下朽木上长出的蘑菇，茅塞顿开，就捏出一个蘑菇状的壶盖。他做得高兴，连连做了数把。这边小和尚看了大惊，去报告方丈和吴县令，二人拿来一看，作品浑然天成，堪称至宝。于是乎，供春成了制壶鼻祖，供春做的壶也被命名为“灵芝树樱壶”。
民国年间，宜兴乡绅储南强在苏州地摊重金买到一件没有盖子的树樱壶。经过几百年的茶水浸泡，壶体铮如金石。他请当时的名家裴石民和王玉麟各配了一个壶盖。裴石民配的是灵芝盖，王玉麟配的是瓜蒂盖，二人观点莫衷一是，也算花开两朵，一时成为坊间趣谈。全国解放后，作为开明士绅的储老把它捐献给了国家，现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可以说，这件藏品已作为一段历史和文化传奇载入了民族国粹大观园中。
时大彬——创意灵动
到了明朝正德年间，宜兴紫砂壶已渐成规模，供春门下有一批徒弟，但最出名的当属时大彬。时大彬号少山，是宜兴紫砂器成熟期的领军人物，他和万历年间的紫砂艺师李茂林、李仲芳、徐友泉等人，形成了宜兴紫砂独特的开采、加工、成型、烧成等产业体系。他们对砂料的调配手法也各有特点，并对石英、朱泥加以剥离，对不同色别和质地的原料加以区分使用，对本山绿泥（即老团泥）进行筛选，做到了朱有深浅、紫有浓淡、黄有老嫩，让宜兴紫砂开出了五彩缤纷的艳丽花朵，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从而使得宜兴紫砂壶达到了“看着雅观、用得舒服”的境界。
时大彬从13岁私塾结业后，就做起了紫砂壶，当时供春已是80多岁的老者，偶然见到时大彬，觉得他很有潜质，就招入门下悉心指导，时大彬因此成为供春的关门弟子。时大彬继承了供春的捏塑法制壶技巧，并加以创新，采用拍打成型“围身筒”的方法制作，还请了木工和刻工做了印盘，增加了紫砂壶的品种类型和象形装饰。
从目前博物馆展示的“时壶”来看，其容量较大，多采用简洁、大度的点线面构造，并在壶盖和壶肩、壶裙恰到好处地点缀了一些用木龛印制出来的花样图案，虽然略显粗糙，但不失气韵，浑然一体，同时具备了使用功能和欣赏效果。“时壶”的最大特点是简洁，所以后人称其为“光货”，这就从供春的承袭自然过渡到时大彬的人为创意，这是早期紫砂壶的质的建树。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无锡县郊区的水利建设工地施工之中，开掘了明末权相华太师之孙华师尹的墓葬，在随葬品中出土了一件紫砂壶，当时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顾景舟确认为时大彬所造，并赋名曰“三足柿蒂壶”。
由于这把壶在笔者手中盘恒了一段时间，所以笔者深有感悟。该壶虽已历经500余年，并在地下窖封，但仍光彩照人。当时的紫砂材质虽系手工捣碎，颗粒粗细不等，同时在烧成时和缸罐等大窑“混烧”，壶身受热不均而有窑变色异和釉滴濡沾，却浑然天成，卓尔不群，自成一味。
时大彬所制的紫砂壶在品相上也不拘一格，紫砂壶的品种有龙旦、四方、梅桩、合菱、八角等，可谓“高低粗细各不同，五彩七色闪金星”，琳琅满目，夺人眼球。就其工艺和调砂的合理有趣，至今尚无人能超越。笔者深有感触，当代的紫砂壶品种虽多，色彩造型千姿百态，但其砂粗质古、肌理均匀、浑厚洗练的气势，无人能超越时大彬作品之右。
最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时大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他用山上的青竹切削成竹刀，在将干未干的紫砂壶泥坯上刻画一些简洁却其寓诗情画语的字画，使书画与“大彬壶”相映成趣。
(责任编辑：茶小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