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雍正年间,紫砂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的紫砂巨匠陈鸣远。当时文人仰慕、佩服陈鸣远的紫砂技艺,都以陈鸣远制器题诗落款为幸运事。陈鸣远先后与陈维崧、汪柯庭、杨中讷、曹廉让等文人相交甚密,在交往过程中,陈鸣远听取、吸收、采纳了这些文人学士对紫砂器物制作的喜爱和偏好,积极地将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建议付诸实践,并由此开创了紫砂文具制作的先河。回顾历史,纵观明清交替的政治形势变化,并未对宜兴陶业发生不良的影响。清代时包括紫砂业在内的整个宜兴陶业在向前发展,一些明代未年起就参加紫砂行业的名工巧匠,也都继续从事他们的创作。
到了清初雍正和乾隆年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汉文、杨季初、张怀仁、陈滋伟、杨彭年、杨凤年、邵大亨、朱石梅、吴阿昆等。其中陈汉文精工制紫砂壶,尤善铺砂,杨季初善制菱花壶,张怀仁善于壶技篆刻,以仿唐代书法家怀素的笔法知名。王南林、杨继元、杨友兰、邵基祖、邵德沁、邵玉亭等均善制彩釉砂壶,并承制宫廷御器、王南林的作品则以体质坚净、款式精雅而著称,邵玉亭所作“乾隆御制”壶,亦工雅可观。陈文伯和陈文居等所制紫砂花盆,曾畅销日本。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期,宜兴窑区的集市贸易仍很繁盛。相传今汤渡镇附近的建墩和台墩两处废窑,即是当时的窑址。但在太平天国后期,因遭焚掠破坏,曾一度衰退,到同治后期者造恢复,产量持续上升,但在工艺水平方面却停步不前,制壶名手亦寥寥无几。少数水平略高的艺人,如周永福善制鹅蛋壶,主要是学习邵大亨的技法。据说,其佳者可以夺真。邵赦大以杨彭年的作品为准则,“心摹力追,尽传其妙”。还有蜀山人蒋德休,壶艺极精而无师承,善制壶、盆、盘及书案陈设等器,“色工致,为一时冠”(宜兴荆溪新志)。清末的制壶巧匠和雕刻名手还有邵友廷、黄玉麟、冯彩霞等,其中邵友廷是紫砂产区上岸里人,善制掇球、鹅蛋等壶。
清未的紫砂雕刻艺人则有沈才田、陈柏亭、陈砚卿、罗兰舫和邵云如等。其中以沈才田和陈柏亭最为著名。还有一位邓奎,字符生,擅长书法篆刻,他曾为上海瞿氏(瞿应绍)到宜兴监制紫砂壶,并加刻花卉和铭记,署款为“符生”,器底有“符生邓奎监造”或“符生氏造”等篆文方印,但其艺术水平要比“曼生壶”略逊一筹。
清代宜兴陶业的进一步繁荣,与明清之际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宜兴陶业中的手工业工场,大致形成于十九世纪的后半期。那时,宜兴出现了一批新兴“窑户”。每年能独资烧出30-40窑的陶器,同时还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用地租收来补充陶业的奖金。他们的经营方式多为独资或由一个家庭经营,雇用四、五十名以至上百名工人,由“帐房先生”管理日常事务,“大长头”(窑户所信任的熟练工人)负责工场的劳动安排。在产品的销售方面,则已出现了中间剥削的“牙行”。“牙行”分作“正货行”(又名“印只行”)和“资货行”(又名“号货行”或“炉头行”)两种,前者经营的品种多,资金足,由大窑户自行开设或由外埠陶瓷商店前来产区开设,后者不设门面,很少资金,专门代客买卖,负责中小窑户和小业主的资品陶瓷。“正货行”多在淡季收购囤积,旺季向外推销,或代客买卖,以获得高额利润和“行佣” ;“次货行”则买空卖空,以剥削小窑户和小业主,并加速了后者的破产。
清代晚期,宜兴陶业工人的内部分工,也随着手工业工场的形成而愈来愈细。如泥料的采掘、加工以及釉料的制作,就分作三个工种。随着分工的细密出现了多种行会,各自都有行规,不能随便逾越。
紫砂器的进入宫廷,与文人学士的爱好进一步结合,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是清代紫砂业保持旺盛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从清代乾隆、嘉靖年间开始,由于金石考据之学盛行,官僚士大夫爱好古代钟鼎彝器等文物,他们也把这种爱好引入紫砂壶艺之中。这种仿古之风到晚清时更为流行,紫砂名艺人黄玉麟为金石家吴大征专仿古壶便是明显的例证。这类仿古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艺人的自由创作,失去了紫砂器淳朴自然的风格。
宜兴紫砂器和宜均器的外销,大约始于明代未年。紫砂器系由葡萄牙人最先带到欧洲,被称为“朱泥器或红色瓷器”受到欧洲人的欢迎。明清之际输入日本的紫砂器也很多。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古董商人纷纷来我国罗致文物,宜兴的紫砂器和宜均器也在收购之列。由于前代留下的紫砂器并不太多,“区区茂器不足以供无尽之取求”(见寂圆叟着《陶雅》)于是在宜兴产区出现了竞相模仿古器之风,工艺水平虽大不如前,但却为紫砂业大国外扩大了市场,当时以销墨西哥和南美洲等国较多。
随着陶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销售地区的扩大,宜兴陶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又向商业资本方面发展。纷纷在上海和苏浙皖各大码头开行设店,甚至到国外开设陶瓷商店。其中最早的是太平天国以前就开设在上海的“鲍鼎泰”和“鲍生泰”两家陶器店。其后于1816-1911年间在上海、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开设的陶瓷商店就达十家。二十世纪初,丁山鲍、陈两姓大窑户合资在新加坡开“鼎生福”陶瓷店,直接销售主要为橡胶业服务的洋坛、大龙缸和大腰元等贮存生橡胶的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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