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对于顾景舟来说，是个值得记叙的年份。这一年，有个名叫郎玉书的古董商人，从上海来宜兴蜀山郑重聘请顾景舟去上海“郎氏艺苑”参加制陶工作。
根据顾景舟的徒弟李昌鸿回忆说：
“讲到当年在‘朗氏艺苑’仿古时，师傅是有顾虑的，他说，当时也是为了生活。做枪手很郁闷的，和外界完全隔绝。一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干活，吃饭时，饭菜由墙上的一个小木窗里递进来。当然，饭菜比家里要强多了，每顿会有几块红烧肉，有时会有带鱼之类。做什么，不做什么，全由老板说了算。有时，老板会拿来一把老壶，让我仿制，有时只有一张模糊的照片。但我仿制的茶壶，并不比原作差，有的，肯定超过了原作。有时，做到一件满意的作品，却不能打自己的印章，就在壶的里面，做一个小小的印记。”
并不是所有的仿壶都有实样可依，“有时，只有一张模糊的照片”，这其实是向顾景舟们提出挑战，就一张照片，你能不能仿？一个艺人除了临摹，还有多少创造能力，这时就显现出来了。顾景舟交出的考卷，应该是合格的，有时他觉得，自己做出的壶，完全超过了原作，但心里的一份成就感无处安放，因为壶底不能打他的印章，打谁的印章，他又不知道，就像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就要跟自己离别，自此天各一方，再无会期。即便将来见到，说这把壶是顾某人所制，谁会相信呢？大概从这时起，顾景舟就开始采用不同的印章和印记，来管理自己的作品。说实话，在壶的里端做印记，是有风险的。郎玉书何等人？一把壶坯到他手上，必得仔细检查。如果哪个壶手在壶里做了手脚让他发现，那意味着什么？所以，顾景舟在壶里留下的印记，几乎堪称绝活。后来，有人称此为“暗款”。
有一次在仿制时大彬壶时，顾在成品壶内刻了一个小小的“景”字，黏上一点脂泥盖住。几十年后，他被请到香港中文大学讲课，在陈列室看到了那把被称作“时大彬传世器”的壶，他伸手摸到了当年自己留下的那个“暗记”，声明此壶是自己的仿品，众人请牙科医生将曲镜伸进去验证为实，引起一片惊叹。
顾景舟对19世纪中叶以后及20世纪初期的仿古作古问题，有独特的认识，他在《紫砂陶艺鉴赏》中谈到：“凡是意仿明代紫砂名家类型的壶，在技艺上、泥色上都远远超过历史原作，因为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事物是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更是长足地提高着，所以将摹制品与明代传器相比较，都显示出后代摹仿品的优越水平。至于清初延至中期的几位杰出大家，如陈鸣远、圣思、邵大亨等的旷世佳作，不管复制者技巧有多么精工，总觉得在神韵上有所不逮，不免宥于玉与燕石的差别。但是这类作品流传至今日，一旦偶为好事者所获得，当然还是很有赏玩珍藏价值的。它应当区别于现代的假冒伪造的赝品，亦更异于近年出现的借图谱伪造再仿的技低质劣产品的假中之假，用以自欺欺人，好事者诚然不可不千虑慎辨，以免受骗上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