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清朝前期，武夷山就已经发明了乌龙茶的制作工艺。同安人阮旻锡（约公元1627～1707）晚年遁入空门，法号超全，隐居武夷山。他写过一首《武夷茶歌》描述武夷山制茶工艺，其中云：“鼎中笼上炉火温，心闲手敏工夫细。”鼎中说的是炒青，笼上说的是烘焙。
公元1717年，王草堂在《茶说》中做了更详细的介绍：“武夷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晒青即萎凋，让茶叶发酵，然后再炒青中止发酵，于是制作出半发酵的乌龙茶。
自明朝末期开始，闽南人就大批的移民到南洋地区，亦即今日之东南亚地区。而跟随这些先民迁徙的脚步，安溪茶也跟着他们开始进入东南亚。随着在东南亚定居的闽南人日益增多，茶叶这种日常消暑解渴的饮料在东南亚也逐步流行。因为东南亚气候炎热，所以，旅居东南亚的华人对于茶叶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多。在这种大背景下，安溪茶叶大量出口到东南亚也不足为奇。
可以说在公元1949年以前，以安溪乌龙茶为代表的闽南乌龙，一直牢牢占据乌龙茶出口的大宗。那为何其他三个茶区的乌龙茶出口到东南亚相对较少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自明末以降，以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为首的闽南海商一直将中国至东南亚的商路牢牢控制在闽南海商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闽南茶商自然垄断了这条商路上的茶叶贸易。而闽南人故有的乡土情怀，也使得在外的闽南籍华人优先选择了家乡所出产的茶。
在公元1840年以后，因为地处闽南的厦门成为《中英南京条约》中所约定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所以，很多东南亚的华人茶商以及闽南本地的茶商都将总部迁移至厦门，这个时期（公元1840年～1949年），厦门可以说是整个乌龙茶世界的中心，虽然厦门本身并不出产茶叶，但是它却是当时整个中国乃至东南亚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如杨文圃、林奇苑、芳茂、锦祥、黄泉圃以及泉州的张泉苑和惠安的施集泉等字号都是当时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茶商。
时至今日，还有一些老字号依然在东南亚从事茶叶贸易。公元1937年后，由于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乌龙茶的出口乃至整个中国茶叶的出口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厦门也失去了原有的乌龙茶集散地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