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茶的历史少说有上千年了，和普洱茶一样，黑茶在复兴的过程中，历史修订和文化基奠上都还在起步阶段。在安化采访了不少人，对于黑茶的起源和历史演变都是各有说辞。在尚可触摸的历史长河里，搜寻几个人物的身影，撷取两段有关黑茶的事件，串联起一部分黑茶的历史片段。
晋商：
一群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创造了中国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票号、钱庄、驼帮、万里茶路……他们活跃于当时祖国的大江南北，哪里有人烟、哪里有机遇，哪里就有他们的足迹。茶叶也是当时晋商所涉及的一大重要行业领域，安化黑茶就是当年晋商贩卖的一个主要茶叶品种。晋商在安化从事茶叶贸易活动，采用的是从茶叶采购、加工包装到运输及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方式。晋商在安化设茶庄收茶、开场制茶，并把制好的茶叶通过船运、车运、驼运等方式运往万里之外的新疆、蒙古和俄罗斯等地销售。
晋商这种经营方式，通过“种茶、收购、加工、制作、运输、销售”的产业链运作使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让安化的茶叶销售在清朝达到顶峰，最盛时县内有茶行300多家，至今仍有名号记载的百年老字号茶行就有200多家。比如江南镇边江村，最盛时有11家茶行。茶行与其它各种商铺依江排列，行人在商铺廊檐下行走，“五里长铺，下雨不会打湿脚”。边江人自豪地说，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小村落，但在当时却是安化县最为富庶的地方，流传至今的谚语:“江南豆腐，小淹酒;人参燕窝，边江有。”
晋商对安化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如今闻名遐迩的“安化千两茶”也是在晋商的建议和要求下创制的。据现住边江村二组，生于1908年的百岁老人刘力隆说，他十岁时就拿杠踩茶，他的祖父有三兄弟，都在裕盛泉茶行做茶。为了解决大包运输不便的问题，在同治年间，江南边江刘家三兄弟和晋商创办的“三和茶号”共同研制，采用花格蔑篓包装，人工踩制，在道光年间出现的百两茶的基础上增加重量，制成老秤1000两的花卷茶。安化千两茶的发明丰富了中国茶类的品种，甚至创造了一种制茶的奇观。
左宗棠：
左宗棠是清末的名臣，也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左宗棠对安化黑茶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后与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结为亲家，陶澍就是安化小淹镇人(今白沙溪茶厂的所在地)。左宗棠也曾在小淹居住过8年时间。
正是在安化小淹生活的经历，左宗棠结识了安化黑茶。之后，左宗棠成为军政重臣，督师甘肃。咸丰、同治年间，陕甘回民掀起抗清斗争，战乱十余年，致使经营黑茶官茶的陕、甘、晋商逃散，安化黑茶运销几乎停滞，仅由私人少量运去。战事平定后，左宗棠要求西北地区派人到安化采购黑茶，但每年黑茶运销量低于咸丰以前三四万担。左宗棠看出了“茶引制”的问题，不改革不行，于是他上奏朝廷，援引亲家陶澎在官盐经营上发放盐票的办法，在茶叶经营管理中也实行茶票制度，朝廷准奏后，也就是在1873年，结束了宋代以来的“茶引制”，“改引为票”。茶引与茶票具体有什么区别，就牵扯到了古代的商品赋税制度，比较复杂，简单来说呢，茶票制减轻了茶商的赋税，对茶商的采办、经营方式的限制放宽，给予了茶商更多的空间。
茶票发放的具体办法:一是把茶商以前所欠的茶税全部免掉，而不准再乱收其他杂费，二是不分省域定额，只要想经营的人都可以领票，不论多少。凡是在山西与甘肃两省经营的茶商，一律要在领票时把税上了。一时缺钱的，可以在当地找担保;三是还税按所得税缴纳，杂课按营业税缴纳。内销的一票缴纳白银一两，至多不超过二两;出口的则要加一倍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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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为了鼓励茶商运茶，与湖南巡抚协商，凡是领有陕甘茶票的茶商。运茶过境，只缴纳税额的20}，其余的80%由陕甘地方财政负责补贴。他怕官员走过场，还设置了专门机构监督。左宗棠这一改革措施实行后，1873年试发放茶票835张，被茶商一抢而空，1875年发放1462张，茶商领票后，直接到湖南安化等地贩茶，从水路或陆路运到西安的径阳压制成径阳砖，运到兰州销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左宗棠的茶票制度改革，使得安化茶业空前兴旺。在小淹至东坪不到百里的资江两岸，有茶叶专业镇8个，专业茶叶码头4个，茶庄300多家，从事茶叶工作有数万人。茶票制度也有效地解决了黑茶边销和出口俄国的贸易问题，也为以后边茶供销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