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看到这个标题，不禁要问：武夷山因什么而开辟了新纪元？新纪元又是指什么时期？其实,这两个问题都与清代武夷茶的出口贸易有关。让我们来看看1942年编纂的《崇安县新志》：“以武夷茶为华茶之总称。……且骎骎乎由域中而流行海外，武夷遂辟一新纪元矣！”那么，在十七世纪（1607年）之初，又是谁来开辟武夷茶对外贸易新世纪呢？
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收购武夷等地茶叶，经爪哇输往欧洲。时隔100多年后，武夷茶发展成为欧人日常必需的饮料。正如清代两江总督梁章钜曾感叹的那样：“武夷之茶不胫而走四方，岁运番舶，通之外夷。该夷所必须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以该夷所醉心。”梁章钜所说的“番舶”，是指洋商的船只；“外夷”就是指英国。而英国人特别喜欢的便是崇安所产的武夷茶了。1717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大量进口中国茶叶。茶叶贸易成为欧亚通商中的最大单项贸易。在世界贸易史上，18世纪被学者们称为“茶叶世纪”。“武夷”一词在英语中音译是“Bohea”，意译就是“中国红茶”。在英、法、德、荷兰等语系中，武夷茶的名称，都与厦门方言中的“茶”(tie)的读音相似，受Bohea（武夷）的影响，中国茶在世界上更加令人瞩目，由此可见，武夷茶当时已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甚至成为“华茶”的代称。
当东印度公司在南印度洋海上开辟了茶叶贸易之路时，中国内陆的茶叶运销，也正在形成“南茶北售”的万里茶路。这条万里茶路，起点是主产武夷岩茶的武夷山，然后一路北上晋中，再入内蒙，直到恰克图。万里茶路的开辟者，主要是山西茶商常氏、乔氏等。常氏从晋中南下至武夷山，与下梅邹氏景隆号合作，采购大量的武夷岩茶销往恰克图与俄国茶商互市，再由俄罗斯茶商运至莫斯科等地营销。雍正五年（1729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正式确定恰克图为两国商人互市地点，大量的武夷岩茶汇入了南茶北销的商潮中，由此穿越东亚大陆，进入了欧洲。
华茶贸易初期，无论英国还是荷兰，每年进口的数量不过五六千担，没过几年却超过了万担。到18世纪50年代后期，由英国、荷兰、瑞典、法国和丹麦等国东印度公司每年输入欧洲的茶叶总计已有10万担左右。再至178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4万担。其中以英国进口的茶叶最多，约占总量的1/3。
为了争夺茶叶贸易的丰厚利润，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当时，英国对进口茶叶除征关税外，在销售时，还要征收国内货物税，税率较其他西欧国家都高。据载，英国茶叶的平均税率为106%。其中，进口数量最多的武夷茶，税率可高达成127.5%。在伦敦，每磅武夷茶的批发价为44便士。
为了维护东印度公司对北美茶叶供应的垄断，英国政府在1773年还专门颁布了《茶叶法案》，这个法案遭到北美殖民地的强烈反对，其中以波士顿骚动最为激烈，那里的人们还组织了“波士顿茶党”。由茶叶贸易引发的波士顿骚动，竟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之一。这更加说明了茶叶贸易对西方历史的影响。
中国茶叶除了推动欧亚贸易的发展外，茶叶贸易也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带来了新的动力。乾隆、嘉庆年间，国内销售茶约有6980万余斤(69.8万担)。与此数字相比，鸦片战争前销往海外的茶叶数量已相当于国内行销量的64%。在国际市场需求稳步增长的刺激下，不但主产武夷岩茶的茶区得到开发，而且闽北出现 “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千厂则万人”的茶叶生产加工的大发展格局。在采摘茶叶的季节，客商携购茶资金来武夷山、建瓯等地，他们设立茶厂，雇佣大批劳动力，将收购来的毛茶分类加工。
与晋商常氏开辟万里茶路的邹茂章，其侄邹士纯在《茶溪邹氏家谱》中记载道：“邹茂章偕壮游闽北、闽固产茶之区，而武夷七十二岩茗种尤甲天下。公与伯兄共治之，走粤东，通洋艘，闽茶赖以大行，品核精详，无二值，无欺隐，且不与市井较铢两。以故洋人多服之。洋人售公售制获异珍所至，辄信偿其利，由是家日饶裕，为闽巨室，爰卜居于崇安之下梅里。”从“走粤东”、“通洋艘”这些描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产自闽北武夷山一隅的茶叶，成了外国人海上贸易的热手货，洋人贸易带给当地茶商的巨大利益，也成就了经营武夷茶叶的产业崛起。
正是因为武夷茶拉开了中西贸易“茶叶世纪”的序幕，以建瓯、建阳、武夷山及整个闽北产茶的县区，都成了外销武夷岩茶、武夷红茶的供货主渠道。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写道：“从哥伦布到工业革命的三百年间，三种跨洲贸易盛行一时：一是从非洲到美洲的奴隶贸易；二是美洲所产的金、银大量出口到欧洲、亚洲；三是致瘾性食物(茶叶、咖啡、巧克力等)日趋旺盛的贸易。三种贸易中，只有最后一种在进入工业时代后仍长久不衰。”
由此可见，茶叶这种带有魔力的饮料，确实能开辟出一个世纪的物流新通道。茶叶的文化磁性、人文魅力，让世界各地的爱茶人士青睐，为此大唱赞歌并投入大量精力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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