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饮茶之风的盛行，据《萍洲可谈》卷一记载，宋人接待客人的习俗是“至则啜茶，去则啜汤”，这些习俗促进了茶行与茶肆生意的兴旺。在宋代，州郡城市中普遍开设茶肆，尤其是宋代两都城，茶店林立，成为都市商贸一大特色。茶肆不仅是宋人饮茶之地，还成为交际、商谈、行业开会、学习乐器和婚姻介绍等的地方，成了城市的重要公共场所。
从外地运茶至汴京，先由茶行头接待定价批售。史书记载：“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汴京市民喜欢本地所产的末茶，也购买从东南部运入京师的高价片茶(饼茶)与散茶。片茶以福建所贡的为皇亲贵戚大官所用。
汴京的茶肆始见于五代，北宋定都之后，茶坊有了迅速发展。清人徐叟辑《宋人小说类编》卷四《传奇·茶肆高风》记述了汴京矾楼旁边一家茶肆，“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整，故卖茶极盛”，接着还介绍了主人拾金不昧的高风亮节品德。说的是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福建邵武李氏邀其友在茶肆饮茶，畅谈久别重逢之怀，结果把数十两金遗失在肆内桌子上。三四年后，李氏又来此肆，谈及失金之事，茶肆主人立即把收藏之金全部交还，李氏一秤，分毫不差。李氏为感谢店主，想分一半给他，也被店主拒绝;李氏想请他矾楼饮酒致谢，店主也坚辞不往。当时在肆中饮茶的50余人，皆称赞说：“世所罕见也。”
提瓶流动卖茶小贩也不少。据《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记载，汴京居民左邻右舍常以茶交往：“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动使，献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相互支茶，相问动静。”
南宋杭州的茶肆，在装饰方面虽然多承继了汴京风貌，数量上大大超过，在经营方式上更加灵活多样。
茶肆大者，多挂名人书画，其目的是“勾引观者，留连食客”，这是承袭汴京之俗。此外，还插四时花，装点门面。其经营方法有如下特色：
货售奇茶异汤。一年四季不同，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这是一种产品随天气冷暖而异的新风。
以乐曲助卖。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一些茶肆卖梅花酒，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用银盂勺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或者，门面列花架，插上奇松异桧，敲打响盏歌卖。富室子弟、诸司(机关)下直等人会聚处，成为他们习学乐器、教练唱叫之类的场所，当时人称为“挂牌儿”。城内诸行借工卖伎人行老会聚处，时人称为“市头”。育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
有茶肆楼上还安置陪客人喝茶的女的，时人称为“花茶坊”。据《梦粱录》卷十六《茶肆》记载，这种花茶坊，杭州有5家：即市西坊南潘节干茶坊、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张七相干茶坊。作者总结说：“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
利用茶肆会友，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又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等，“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茶肆之外，还有固定茶摊与流动小贩卖茶，夜市尤是如此。“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流动)，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兵，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以此为名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
茶肆与歌馆合为一体。这种茶肆一般为高档茶肆，有女的陪乐，“朝歌暮弦，摇荡心目”。据《武林旧事》记载，这种茶肆大多集中于抱剑营街、清河坊、新街、太平坊、后市街等商贸繁荣的地段。
除宋代两都城茶肆较繁荣之外，各地州府与县镇也有开设茶肆，生意也很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