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喝到现代，喝出“茶文化热”了。人们发现因对“茶道”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言人人殊，难免“歧路亡羊”。

今人对茶道理解的分歧，追根溯源，源于唐人对“茶道”见解的不同。

“茶道”一词最早见于唐代皎然和封演的文章。

皎然(约720—贞元末)，俗姓谢，字昼，又字清昼。湖州长城县(今湖州长兴市)北杨桥人。“茶道”一词初见于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 皎然的“茶道”是“三饮论”：“一饮涤昏昧”，“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全诗收煞时画龙点睛：“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皎然将茶事与“道”连在了一起。他对“茶道”的理解已触及到饮茶文化的深层次，即饮茶的义理、灵魂。他是有学问的茶僧，由“禅”入“茶”，引“禅”入“茶”，故能高人一筹，深入到饮茶的精神层面。这是陆羽及同时代的茶人所不可企及的。迄今尚无新的文字资料说明有谁比皎然更早一些使用“茶道”一词。

封演是唐玄宗天宝(742—756)末年进士，著《封氏闻见记》10卷，内云：“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的“茶道”是指“饮茶”，包括茶的制作、烹煮及茶具，未言及茶理。他对茶道的理解是“形而下”，所言“茶道”与“茶艺”、“茶技”并无区别。

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云：“古人嗜茶者，无如玉川子。”玉川子即中唐诗人卢仝(约775—约835)，他继承了皎然的茶道思想，引“道”入“茶”，发展成为“七碗论”。此人会煎茶，会品茗，深悟茶趣。他写了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全诗31句，行文洒脱，一气呵成，算得上古今最好的一首茶诗，诗中说饮茶的效果是：“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虽无“茶道”二字却紧贴“茶道”。

晚唐刘贞亮概括茶有“十德”，内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刘贞亮没明确提出“茶道”，而以“茶德”代之，“以茶可行道”仅是其一。他的“茶德”包括茶功、茶礼、茶情、茶理。刘贞亮的“茶德”诠释了“茶道”的思想要素，着眼于“形而上”，不包括“形而下”的“茶艺”或“茶技”。

无论皎然、封演，还是刘贞亮，都没说清“茶道”的含义。陆羽虽尊为茶圣，《茶经》7000言中却无“茶道”二字。

唐人对“茶道”并无统一的理解。千余年里为啥无人去界说“茶道”?这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做学问多是直觉思维，悟而后得，不习惯于下定义并运用概念术语进行逻辑推理;另一方面，只要挂上“道”，中国古代的学者们就难免心慌气短、噤若寒蝉，连伟大的老子也说“道可道，非常道”，谁还敢造次!

古人认为，“道”是总规律，是最高的真理，也是最真实的存在。正因为这样，便不可能用任何有限的概念、语言来界定“道”、表达“道”和说明“道”。一落言筌，便成有限，便不是那个无限整体和绝对真理了。(李泽厚十年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不仅不敢去界说大“道”，即就茶中小“道”也不敢去界说，因为“道”无论大小都是“无限整体和绝对真理”的一部分，绝不能落言筌。--当然，“道”不能分大小，一分大小便不是“无限”的“绝对”的了。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原本存在，但无人去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