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辉东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工夫茶之特别赴，不在茶之本质 (指茶类)，而在茶具器皿配备精良，以及闲情逸致之烹制。”因此，翁氏又说：“潮人所嗜，在产区则为武夷，在泡制法则为绿茶、焙茶，在品种则为奇种、铁观音。”翁氏似乎在有意无意之间，说出了工夫茶的泡制法的初始，沿用了绿茶、焙茶的泡制法。
从工夫茶己有的茶具来看，其“萌芽期”似可追溯到明代后期，即16世纪下半叶。
1597年，明代万历二十五年许次纤撰《茶疏》有如下记录:
产茶……于今贡茶，两地独多，阳羡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惟有武夷雨前最胜。
炒茶 生叶初摘，香气未透，必借火力，以发其香……旋摘旋炒……。以半熟为度，微似发香，是其候矣,急用小扇，钞置被(焙)笼，纯棉大纸，底燥焙，积多候冷，入瓶收。
秤量 茶注宜小不宜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独自斟酌，愈小愈佳，容水半升者，量茶五分，其余以是增减。
瓯注 茶瓯古取建窑……碾茶用之宜耳。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
饮啜 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所以茶注要小，小则再巡已终。……若巨器屡巡……何论品尝。何知风味乎。
这里，许次纾强调绿茶的品饮，茶注小则香气氤氲，茶瓯以自为佳，兼贵于小。这个观点，在后期工人茶的品饮中是一脉相承的。
《茶疏》问世40多年后，1642年。明末冯可宾撰《岕茶笺》，则说得更为明白，他在论及茶壶、茶杯时说。
或问茶壶宜大宜小，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办得趣，何也，壹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阁。
工夫茶品饮程式的“成型期”，应在乌龙茶创制之后才得以确立。庄任《乌龙茶的发展历史与品饮艺术》一文，根据清康熙五十六年 (1717)年王草堂《茶说》和释超全《武夷茶歌》(清18世纪)和阮晏《安溪茶歌》，推断乌龙茶创始于17世纪中后期，即明代中后期，适于乌龙茶的“工夫茶”品饮方式也随之兴起，首先行于武夷，再及于闽南、潮州。
见之文献明确描述武夷品茶的，是清代袁枚在乾隆五十一年 (786)游武夷天游寺僧道献茶的记载，见之于《随园食单》:
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逮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味之，果然请香扑鼻，舌有余甘。
但袁枚在武夷品茶，并未提到品饮“工夫茶”这一名目。袁枚的记载距乌龙茶创制已近百年，期间有关武夷茶的品饮方式的沿变就有待于查考了。
工夫茶饮法之传人潮汕，当与茶叶商旅有密切关系。武夷品茶技艺。主要集中在寺观僧道，前述袁枚天游寺品茶即为一例。1804 年清代姚衡《寒秀草堂笔记》转述崇安县令柯易堂的话:
言茶之至美，名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岩下，仅一树，每岁广东洋商予以金定此树…惟寺僧乞得一、二两，以饷富商大贾求檀施。
此前(约1753以后)，清代刘靖撰《片刻余闻集》论及武夷茶高下，分岩茶、洲茶二种，岩茶由各岩僧道采制，远近贾客于各寺庙求购。洲茶中“芽茶为属真伪相参……惟粤东人能辨之”，说明粤东人(广东人)也是评茶能人。它如《崇安县志》(807)、《崇安县新志》(1940)、《武夷山志》 (1710)均记录了清初至乾嘉以至民国期间，“潮帮”、“厂府帮”在闽北采办茶叶极为活跃，工夫茶品饮方式传人潮汕，商旅的作用应是主要途径。
但是，“工夫茶”这一名目，由“茶名”转化为“品饮”名称，是武夷寺僧，抑或“潮帮”还不清楚，而工夫茶的品饮方式，源于闽北武夷，是毫无疑问的。
潮州工夫茶品饮方式，至迟在18世纪下半叶就已确立了。据黄挺《潮汕文化源流》的论述，最先把“工夫茶”作为一种品茶程式的名称载诸文献的，是俞蛟的《梦厂杂著.潮嘉风月》。俞于乾隆五十八至嘉庆五年(1793-1800)任广东兴宁曲史,《潮嘉风月》记载了当时韩江六篷船上饮茶习俗，从用茶，器具，茶具到品呷等程式和今天相同。《潮嘉风月》最重要的话是：“工夫茶烹治之法……”
翁氏《茶经》在列出“工夫茶”的茶具之后，作出结论：饮茶之家，必须一一毕具，方可称为“工夫”，否则牛饮止渴，工夫茶云乎哉?”，看来，茶具是“工夫茶”的要件之一。
潮式工夫茶，简而言之，就是：茶具器具配备精良和闲情逸致的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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