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无茶道？由于汉字的组合比较自由，中国古文献中出现过“茶道”这个词组。比如与陆羽同时代的皎然，他写的《饮茶歌》中就有“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之句。《封氏闻见记》在叙述了陆羽和常伯熊提倡饮茶之后说：“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明代陈继儒在《白石樵真稿》中说：当时茶的蒸、采、烹、洗“悉与古法不同”，但有些人“犹持陆鸿渐之《经》、蔡君谟之《录》而祖之，以为茶道在是”。这些“茶道”的含义相当于茶事或茶艺，有别于日本所称“茶道”。
日本和中国不同，日本原先不产茶，茶是从中国传去的，所以日本没有中国起初把茶叫作荼，视为普通树叶子的那段历史。在平安时代，茶虽已传入日本，但只在大内辟有茶园，且归典药寮管理，与一般民众没有关系。12世纪时，两度入宋求法的荣西法师带回茶种，开始在日本推广饮茶。不过荣西的着眼点是看重茶的医疗保健作用。他在《吃茶养生记》中说：“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 ”又说：“贵哉茶乎！上通神灵诸天境界，下资饱食侵害之人伦矣。诸药唯主一种病，各施用力耳；茶为万病之药而已。”把茶当成“万病之药”，在其原产地中国，人们恐难以置信；这种说法实际上反映出对来之不易的外国物品之作用的习惯性夸张。
荣西之后，饮茶在日本逐渐兴盛，起初在禅院中流行，后来日本的公家和武家都欣赏饮茶之趣，在日本兴起了举办茶会的风气。根据《吃茶往来》（约为日本南北朝晚期或室町初期的著作）所记，当时高级武士修建了讲究的茶亭，在这里举办茶会。点茶献客之后，要玩一种叫“四种十服茶”的赌赛游戏，它有点像我国那种比茶味、比茶品的斗茶。但当时日本茶的种类没有中国那么多，他们主要是猜测其中哪些是“本茶”（指栂尾茶）、哪些是“非茶”（其他茶），以定胜负。之后，“退茶具，调美肴，劝酒飞杯。先三迟而论户，引十分而励饮。醉颜如霜叶之红，狂妆似风树之动。式歌式舞，增一座之兴；又弦又管，惊四方之听”（《吃茶往来》）。但这种豪华的茶会被认为是“无礼讲”、“破礼讲”，是一种败坏风气的行为。所以到了室町幕府的八代将军足利义政（ 1449—1473年）时，遂命能阿弥（ 1397—1471年）创立起在书院建筑里进行的“书院茶”，这是一种气氛严肃的贵族茶仪。之后又命村田珠光（ 1423—1502年）为主持茶会的上座茶人，他把寺院茶礼、民间的“茶寄合”和贵族书院的台子茶相结合，并注入禅的精神，排除一切豪华陈设，形成了朴素的草庵茶风。日文中的“茶道”一词，就是由他开始使用的，在此之前只称为“茶汤”而已。珠光认为茶道之大旨在于：“一味清净，法喜禅悦。赵州（指唐代的从谂禅师， 778—897年）知此，陆羽未曾至此。人入茶室，外却人我之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相接之间，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及天下泰平”（《珠光问答》）。所以其终极的目的是天下太平；也就是说，是为巩固日本社会的封建秩序服务的。
到了16世纪中叶，千利休（ 1522—1592年）将草庵茶进一步庶民化，使之更加普及。他把珠光提出的茶道之四谛“谨敬清寂”改为“和敬清寂”，即将带有严肃意味的“谨”改为冲淡平夷的“和”。但他又强调“敬”，敬体现在茶道的礼法上，这是日本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人际关系的反映。由于中世纪的日本是一个以武士为中心的社会，所以武家礼法的地位很崇高，影响很大。而吸收了若干禅院清规制度的小笠原流派武家礼法中的茶礼，更在颇大的程度上为茶道所接纳。千利休说：“茶道的技法以台子技法为中心，其诸事的规则、法度有成千上万种，茶道界的先人们在学习茶道时，主要是熟记、掌握这些规则。并且将此作为学习茶道的目的”（《南方录》）。从千利休那里流传下来并渐趋定型的日本茶道，在茶室建筑、茶具、烹点技法、服饰、动作乃至应对语言等方面，无不规定得很细致。甚至连进茶室时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哪种茶具放在室内所铺之草席的哪一行编织纹路即所谓“目”（标准的草席长 1。9米，有 62。5目）上；移动茶具时在空中经过的途径是直线还是曲线；一碗茶要分几口喝光；于何时提哪些问题并如何作答；均须按照成规一丝不苟地进行。而且其间参加茶会的主客双方须频频致礼。一次茶会大约用四小时，据统计，一位主人和三位客人在此期间共行礼二百一十三人次，还要依场合之不同分真、行、草三种形式；如果行礼的次数过多、动作过谦，也是一种失礼的行为。真可谓繁琐已极。礼法，无论在日本或古代中国，都是用来维护和养成封建秩序的，茶道礼法也是如此。而且从千利休的三世孙千宗旦以后，千家流茶道采取了传嫡的家元制度。长子称为“家元”，继承祖上的事业和姓名，仅标明几世，以为区别；其他诸子不但不能继承茶人之业，还要改姓。家元则向入门求艺的弟子传授茶技并发给不同段位的证明书，通过这些活动对弟子进行管理，在本流派中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威。
但茶道并不仅以演习一套繁文缛节为满足，从“茶禅一味”的观点出发，它有自己对美的特殊追求。茶道之美崇尚枯高幽玄、无心无碍，对世俗美采取否定的态度。比如茶室内不取世俗喜爱的豪华秾丽之色，而以暗淡的朽叶色为基调。饮茶之碗起初曾珍视中国建窑、吉州窑等地的作品，即日本所称天目茶碗；后来根据茶道美的标准，改用朝鲜陶碗，这种碗的胎土未经仔细淘洗，夹杂石粒，表面有黑斑，相当粗糙，却被日本茶人看重，称作荞麦茶碗，视之为艺术品。继而日本茶人自行设计制作茶碗，如在千利休指导下生产的乐窑茶碗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制坯时不用陶轮而以手制，故器形不甚规整。这种茶碗呈筒形，器壁较厚，通体施深色釉，但浓淡不匀，釉面出现隐约的斑块。再如织部窑茶碗，是在茶人古田织部（ 1544—1615年）的指导下生产的，这种茶碗造型扭曲歪斜，被称为“马盥型”。他如“鞋型”、“洲滨型”、“山道口型”、“多舌口型”等茶碗，器形都比较怪，其审美情趣与中国传统茶具大不相同。不仅如此，用中国的眼光看起来，日本茶道中还有不少难以理解之处。比如进行茶事活动之规范化的草庵茶室，其门户（躙口）的高、宽均为 70厘米许，客人须匍匐爬行才能进去，如此待客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而日本茶人却认为，茶室是一处超脱凡俗的清净世界，必须用这样一道窄门把它和尘寰隔开。所以英语把茶室翻译成 Abode of fancy（幻想的屋子）、Abode of unsymmetrical（不匀称的屋子）。这里的情趣日文称之为“佗”，正统的茶道称为“佗茶”。佗的含义颇不易界定，简言之，佗就是扬弃俗物，而从禅悦的无相了悟中去寻求毫无造作的清寂之美。可是尽管如此，这种美仍然不能不寄托在世俗的平凡物件上。甚至在进入清净的茶室的客人中，也还要根据其社会地位区分出正客、次客和末客来，更不要说那些不胜其烦的礼节了。所以，茶道标榜的和敬清寂本身就包含着难以解脱的矛盾。而这样的一种矛盾统一体当然不能只被看成是一种饮食文化、一种生活艺术或一种礼仪性的社交活动。它只能像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茶道的冈仓天心在《茶书》（1906年）中所说：茶道“是一种审美主义的宗教”。“是超越饮用形式理想化以上的东西。即：它是关于人生的一种宗教。 ”“茶室是人生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那里，疲倦了的征人相会在一起，共饮艺术鉴赏之泉。茶事是以茶、花、画等为情节的即兴剧。”这种走向超现世境界的茶道是日本所特有的，与中国的茶文化存在着质的区别。
日本茶道中饮用末茶，原是从南宋饮末茶的做法中学来的。但中国的饮茶法自元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茶道却一直沿用那在中国已趋绝迹的末茶，因而无法与中国茶事的新发展相接续。日本生产不出像中国宋代那样的高质量的茶饼，却又要保持饮末茶的成规，乃将茶叶直接粉碎为茶末，其色绿，其味苦涩；特别是点出的浓茶，几乎�岩韵卵省Ｈ毡救艘簿醯萌绻崭挂庵�浓茶恐损伤胃黏膜，所以要先吃“茶怀石”（一顿茶食，包括拌凉菜、炖菜、烤鱼、酒、米饭和大酱汤）垫补之后才饮。虽然这和荣西所说“茶是味之上首也，苦味是诸味上首也”相合，但和中国六朝以前的咸汤型茶、唐宋的甘乳型茶、明清的清茶型茶均绝不相同。同时日本点茶时多不用汤瓶而从茶釜中舀取，与宋代之烹点手法相较，也使人产生似是而非的感觉。
中国没有日本的那种茶道，因为两国的历史背景、社会风气均不同，对茶的认知亦有别，本无足怪。如楚天在《百科知识》上撰文介绍中日茶文化时曾说：“中日茶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中的‘道’，中国无，日本有。 ”“茶道是日本茶汤之道的俗称。日本饮茶之风已兴起七百多年，才由村田珠光从中悟出‘道’来。至千利休时，日本茶道的体系始告完成。经过千余年的历史积淀，茶道深深融入日本民族精神，成为日本特有的文化形态。它在交友恳亲的茶会上，形成以主人的茶事做法和客人的茶器鉴赏，及主客心领神会为环节的一整套繁缛复杂的礼仪，既细腻典雅，又莫测高深，同时还对时令、场所、道具、等级、规格的考究费尽心机”。而中国自唐以来，即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长庆间左拾遗李珏语，见《唐会要》卷八四）。宋代王安石的《议茶法》也认为：“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南宋的俗谚说：“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夷坚续志前集》卷一）。中国人以务实的态度对待茶。不仅中国平民从不把喝茶视作特殊的“道”，而且连被尊称为茶神的陆羽像有时也逃不脱以滚汤浇头的遭遇；在实行家元制的日本茶人看来，同样会被认为是难以理解的了。
声明：本文摘自《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孙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8月。原为1994年12月16日在香港茶具文物馆的演讲稿，经整理后发表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6期（1996年）。
(责任编辑：茶小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