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超越万年的中华吃茶饮茶之风，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早就蔚然成风，合于自然之道。 在这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决不能忘记：神农老祖、炎黄二帝、彭祖、尧舜、文王、武王、汉武帝、张仲景、诸葛亮、智积禅师、皎然和尚、陆羽、卢仝、宋徽宗、明洪武皇帝等历史上与茶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的人物。 他们的共同贡献使茶文化成为我华夏文明的璀璨。在此引证历史追溯“茶道”之词使用的历史见证。
詩僧皎然（唐730—799年）《飲茶誚崔石使君》这首五、七言古体茶歌，约作于公元785年（唐德宗贞元元年）。此诗是诗僧皎然同友人崔刺史共品越州茶时即兴之作。题中虽冠以“诮”字，微含讥嘲之意，乃为诙谐之言。其意在倡导以茶代酒，探讨茗饮艺术境界。皎然在茶诗中，探索品茗意境的鲜明艺术风格，对唐代中后期中国茶文学---咏茶诗歌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诗云：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
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封演，史无传，为唐天宝、大历时人，今人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序》对其生平考订甚详，可参看。此书成于贞元年间（785－805）书中记事多为作者耳闻目睹，史料价值甚高。《四库全书总目》谓：”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全书编排极有条理，凡100门，皆两字为题，如道教、儒教、文字、贡举等。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常为治唐史者尤其是研究唐代文化史者所取材。
《封氏闻见记》卷六
飲茶:
“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従此转相仿效，逐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类甚多。
皎然和尚是陆羽的忘年之交，《茶经》的成书跟他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从以上的两段记载我们从时间上就可以分清楚，“茶道”这个名词的由来已早。
之所以“茶道”早先没有在中国广泛的使用，源于我们的先人们对文化的严谨态度，不是随便的什么就可以上升到道的层面上的。再高明的水平也都认为只是技术罢了。
今天我们说到的“日本茶道”，最早的传入是因为唐朝佛教的传入，创始人千利休（1522---1591年）生活的时代基本是明朝的中后期人物， “茶道”名词的使用也只是传入后的借用。
《封氏闻见记》卷六 飲茶一章 关于茗瘕有清楚的记述，茶虽然可解百毒，适当对人体有益，不当的话，就会给人带来不可治愈的疾病。所以对于茶的认识，不可以偏听偏信，一味的宣扬茶的有点，而忘记了什么好的事物的好都是在相对应的情况下的。
记述如下：
“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怀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衫、戴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歠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为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鸿渐游江介，通狎胜流，及此羞愧，复著《毁茶论》。伯熊饮茶过度，遂患风气，晚节亦不劝人多饮也。吴主孙皓每宴群臣，皆令尽醉。韦昭饮酒不多，皓密使茶茗以自代。晋时谢安诣陆纳，纳无所供办，设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续搜神记》云：“有人因病能饮茗一斛二斗，有客欢饮过五升，遂吐一物，形如牛肺。置柈中，以茗浇之，一斛二斗。客云此名茗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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