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2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两位煎茶高手举行了一场PK，成为当时重要的论茶事件。二位高手分别是陆羽和常伯熊（在唐代茶艺发展进程中，除了陆羽等人之外还有常伯熊这样一位值得注意的茶人，常伯熊将陆羽制定的茶艺程式“广润色之”，即进行很大的改进提高，才导致“茶道大行”。 ），而裁判员是御史大夫李季卿。他在宣慰江南时来到临淮县，当地人说常伯熊善茶，李季卿就立刻把他请来。这常伯熊，身穿黄衫，头戴纱帽，手持茶器，口通茶名，熟练流畅且动作优美。区分指点，令左右刮目。（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已经有一定服饰、程式、讲解，具有一定的观赏性。）
等到了江南，又有人向李季卿推荐陆羽。陆羽来的时候只穿着“野服”，随身带着茶具，操作程序和常伯熊的差不多，但是不优美不精致。李季卿有点瞧不起他，喝完茶就让手下取了三十文钱赏陆羽。这让陆羽痛感羞辱，回家写了《毁茶论》。
事后，世人评价认为陆羽的茶是道，其境界远远高于常伯熊。而常伯熊也知自身不足，所以将陆羽的茶道广润色之，大力宣传，最终使得饮茶成为唐朝盛风。所以，我们认为他是陆羽的“铁杆粉丝”。可1200年之后，我却惊讶地发现，如今中国茶走得却是常伯熊之路，而非陆羽之道。
说这话，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这几年目睹茶界之怪象而生发的感慨。比如，为何我们不叫“茶道”，而叫“茶艺”?为何我们喜欢称“茶艺表演”，而表演者均为年轻貌美之女子?为何我们在茶艺表演时，要玩那么多的花型手势，让人诧异这是手部舞蹈还是泡茶技法?大家对茶艺追求的似乎不是茶好不好喝，而是节目好不好看。所以，表演时，有时跳舞，有时吹笛，有时焚香，有时插花，千奇百怪。泡茶技法的展示，成为了文化创意，功利性和娱乐性到处显现。
日本学者陈舜臣在其名著《茶事遍路》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很让人深省。“与其说茶道在中国绝迹，不如说是未留下形式。茶道是将所谓的‘日常茶饭’中的‘茶’非日常化，通过在现实中建立虚构的操作过程，重新思考人生。这在中国虽然是一种潜伏之流，却并未像在日本那样成为一种形式而传承下来。”
看到这段话，我想起2013年冬季，日本最大的茶道组织里千家的大宗匠亲自率代表团来杭州访问时所做的茶道展示。作为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大宗匠沿袭家族文化，严格遵循千利休的训导，以茶道为生，在全世界传播和讲习日本茶道。大宗匠为我们介绍日本茶道，同时他的弟子为大家做每一个环节的展示和讲解。其中有几句话，我印象深刻。大宗匠说，喝茶就是要将身体放空，喝下这杯茶，身体就放空了。所以，空是一个主要的核心内涵。大宗匠本人也是僧侣，他的茶道学校学时3年，每天习茶，恪守古训。
所以，我们看日本茶道更多的感受不是“美”，而是“静”，是恪守仪轨的庄严感。没有多余的语言，花哨的动作，漂亮的华服，只有程式和礼仪，静静伺茶，慢慢品茶。当你看到事茶者面对一碗茶汤，如此庄重和安宁，内心也不由得对其有了崇敬感。于是，茶之道就产生了，形成了一种类似参加宗教仪式的神圣感。为了这种“静”和“空”，那些茶室内的摆设都以简约为主，事茶者可以是老者，也可以是男性，重要的不是人是否美艳，而是事茶人的敬茶心。这不是娱乐性，而是精神追求。所以，在日本人们对于茶道师是非常尊敬的。
大宗匠说，茶文化起源于中国，但是茶道却诞生于日本。我想，这是该让我们反思的话。中国茶是复杂的，中国茶文化是博大的，但是中国茶艺却像一出谐剧。日本茶道讲究的是“空”，“空”是佛家禅宗思想。中国茶文化总说自己是儒释道三家并存，但是在表演时我们却违背了这些东西。我们追求的是“有”，在一出茶艺表演中想要展现的东西很多，比如女子是否漂亮，器物是否名贵，姿态是否优美，却忽略了茶是否好喝的本真。
但凡有表演，一律是选择年轻貌美女子上场，极少年长女性表演，这是一个年轻女性竞技的地方。这不就是那一副华丽的臭皮囊吗?佛家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我们所展示的却恰是那色的外在。所以，在观摩中国茶艺时，我总是无法产生出崇敬感，大多时候我是在看演出。
我很难理解，为何中国茶艺要讲究创意和设计，如果是作为“茶礼”，那要做的应该是“恢复旧制并传承”。如果是作为“茶德”，那更要讲究的是茶中之哲学。一旦进入剧情设计，空间设计，创意呈现，我想这就不是哲学和宗教范畴，而是舞台表演了。中国茶艺犹如大观园，百花齐放，花枝招展，让人咂舌。
而里千家的日本茶道350年传承，沿袭不变，难道他们的每一代继承者都没想过要创意变革吗?为什么他们不创意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眼里的茶，是道，是哲学，是宗教，是敬仰，是敬畏，是陆羽的道，不是常伯熊的表演。
(责任编辑：茶小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