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茶马古道的形成和发展
上接《永昌古道与茶马古道的形成发展研究（三）》。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里程最长的古代商路，总行程在万里以上。最早起源于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以“茶马互换”为主的一种民间贸易。后来茶马古道主要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的古代贸易通道。其形成的道路主要有3条：一条是从四川成都——理塘——巴塘——西藏拉萨，再从西藏拉萨出境；一条是由云南西双版纳——普洱——景东——大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德钦——西藏芒康——西藏拉萨，再从西藏拉萨出境；一条是走怒江大峡谷，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大理——六库——福贡——贡山——丙中落——五里——西藏拉萨，再从西藏拉萨出境，但这条商贾相对走的少些。其中位于云南的这两条茶马古道，均从西双版纳为起点。
茶马古道历程很长，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走完全程，沿途的每站都可以作为终点或者是起点。早在宋代就在四川名山等地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而当时最大的贸易中转站在四川的康定，西来的马帮到达康定，就要在这里转换运输工具或者就地进行茶马贸易。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批准了在康定进行茶马互市贸易的请求，使康定成为了内地与西藏地区之间主要的商业中心，国内的茶叶、丝绸等商品经过康定运往西藏，而南亚、欧洲、美洲的商品也从这里销往中国内地。1000多年来，茶马古道将云南、四川的茶叶输送到西藏，又将西藏的山货特产运到内地，抗日战争期间它更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道路。而在民间运输的同时，茶马古道更成为宗教文化以及沿途20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走廊，其不仅成为了是连接汉藏等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纽带，也成为了人类为生存而激发出的非凡勇气的象征。
茶马古道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原因。据有关史籍记载，早在唐中期，西藏地区有盛行饮茶之风，汉地物产在藏族地区惟茶叶最为藏民喜爱，所以当时运往藏区的茶种应有尽有。如唐李肇《国史补》下卷说：“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诸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琶邕湖者。’”足见唐代已有各种茶叶从内地输进藏区。宋时内地茶叶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茶马互市”也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贸易。政府明也文规定以茶易马。《宋史·兵十二·马政》载：元丰“四年（1081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请如诏便’。奏可。仍诏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自是蕃马至者稍众。”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南宋张震《宋会要·食货》说：“内以给公上，外以羁诸戎，国之所之，民恃为命”。具体地讲，“茶马互市”除为朝廷提供巨额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茶马贸易，既维护宋朝在西南地区的社会稳定，又满足国家对战马的需要。
由此可见，没有藏族人民的重视和支持，“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也就无法形成。“茶马古道”作为一条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古代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虽然最后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但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一）据《西康图经·西域篇》研究认为“茶马互市的发展和茶马古道的繁荣，促进了川藏和滇藏沿线高原城镇化的发展。如沪定、康定、德格、甘孜、巴塘、中甸、昌都等比较著名的高原城镇就是随着茶马古道的开通、繁荣而相继出现的。其中康定作为茶马古道上的交通咽喉，在唐宋时只是一个架设帐篷的临时露天市场。明以前这里几乎是一片荒凉的牧场，仅有元代留下的碉房和红教寺院，而明代以后随着边茶在此集散，48家锅庄先后形成日渐繁荣起来。‘锅庄’实际上是明代以来的汉藏通商贸易的产物。随着茶马贸易，以“锅庄”形式的固定货栈纷纷兴起，于是市场勃兴，人口递增，成了康藏地区的商品重镇。在它最兴盛之时：炉城严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幡凑，骡马络绎，珍宝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驮商集息之所，称为锅庄，共有四十八卜家，最大有11家，称八大锅庄。有瓦斯碉者，锅庄之巨擘也，碉在水会流处，建筑之丽，积蓄之富，并推炉城第一。康藏巨商成集于此，此则番夷团结之中心也……全市基础，建于商业，市民十分之八九为商贾。”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