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真探究一件事物的前世今生，会发现那些令人们记忆深刻的历史，往往伴随着波折和反转，比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或者“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普洱茶的历史自然也伴随这种传奇的色彩。
唐
中原茶道开始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姿态兴起，茶超越食用和药用的现实用途，走向艺术化和审美化，当然这个趋势是从陆羽开始的，而此时的云南对于中原文明的吸收还停留在消化“武侯遗种”的影响的阶段。后来的普洱茶爱好者，往往以陆羽的《茶经》中竟然没有出现普洱茶为恨事，但是其实这并非是陆羽舛失，那个时候云南与中原之间的隔阂可不仅是关山迢迢，还有战争叛乱。陆羽写《茶经》期间唐与南诏发生了“天宝之战”，随即断交，身为唐人的陆羽自然无法进入南诏的辖地，普洱茶在陆羽这里错过了进入中原人视野、进入汉族茶道的机会。
不过，《茶经》中没有提到普洱茶的遗珠之恨，在不久之后樊绰的《蛮书》里得到了些许补偿，这次的起因同样是因为战争。南诏执意与大唐争夺安南（今越南河内），为了应战南诏，经略使蔡袭遣樊绰遍访南诏辖地，《蛮书》在这种情况下诞生。据《蛮书》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银生茶就是普洱茶的前身，可以说自此对中原人而言停留在道听途说层面的普洱茶总算是落到了实处。可惜，樊绰的这番言论并未在中原茶道中引起多大的影响，因为经过天宝战争、安史之乱，国力由盛而衰的大唐已经自顾不暇，实在也没有余力将视线投向化外之邦。不过，也不用引此为万世遗憾，沿着历史静观其变，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未可知。
普洱茶没能在唐朝走向精细化的发展，而是走向截然不同的路，如果说中原茶道走的是一条精英化贵族化的路线，那么普洱茶就走的是一条商品化大众化的路线。普洱茶虽没有大规模走向中原，却通过茶马古道坚定不移并且源源不断地运往藏地，开拓了以云南普茶换西蕃之马的商业荣景。西藏苦寒，人们多食肉类浆酪，必须饮茶才能消化，因此藏地有“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普洱茶不如中原茶叶采造精细，花样繁多，但其降脂、解腻、化物的功效却是不可比拟的，因此颇受边民喜爱。以至于，在南诏依附吐蕃的年代里，银生节度向吐蕃进贡最多的，就是银生茶，亦即普洱茶。唐代中原茶道是艺术与文化的载体，人们在其中寄托精神、追求境界，而在普洱茶那粗枝大叶的形态里，盛放的却是生命是生活。
宋
中原茶文化出现了分野，一方面，代表精英的宋朝文人、贵族乃至皇帝，沿用着唐时团饼状的茶叶形态，并开创了更为精巧美观的龙凤团茶，将茶道进一步推向高雅和繁复；另一方面，更多的劳动人民加入饮茶行列，价格低廉、方便煮饮的散茶渐趋流行，茶叶走向市井勾栏。元朝时，散茶已经已经占据大半壁江山，但充贡的仍是龙凤团饼。到了明朝，朱元璋以“重劳民力”为由，下令“罢造龙团”，改以芽茶进之。其实，团饼茶向散茶转变的趋势，同样也是茶文化下移的趋势，茶的受众基础不断扩大，这是好事，不过唐宋茶道的就此失落，同样令人扼腕。再将目光投向云南，我们惊讶地发现，明以后最能承接唐宋团茶衣钵的，竟是普洱茶。普洱茶的压饼制团本就不是为了“媚上”，而是为了运输和保质的现实需要，所以即使政策更迭，对于普洱的形态也无大的影响。僻处边地，中原政权鞭长莫及，倒是圈出了一块相对自足的生态，普洱在等待着自己最好的时代。
清
这是普洱茶最为光彩而鼎盛的年代，终于从边疆少数民族饮用的粗茶，一跃成为帝王贵族的席上珍。自雍正皇帝将普洱茶列为贡茶起，普洱茶的身价一路飙升，在嘉庆年间甚至到了“一两普洱几两金”的程度，彻底“飞上枝头变凤凰”。但是，太过矜贵的普洱茶，注定只能在皇家贵族之间流通，而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所以皇权覆灭之后，普洱茶再度走向沉寂。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普洱茶又重新恢复生产，并且于本世纪初重新热闹起来。
回归
从“武侯遗种”的传说，到银生茶的交易，到对唐宋团饼的承继，再到清朝的身价倍增，然后到世纪初的普洱之热，中间虽有波折和反复，但普洱茶携着已经内化的中原文化的影响，突破关山阻碍、文化差异，矢志不移地回到中原，回到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