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文博三大系统，形成了专职、兼职和业余的三支队伍。创办了一批茶文化类杂志，出版社也纷纷抢滩茶文化阵地，为中国茶文化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有利条件。20多年来，发表各类有关中国茶文化研究论文约3000篇，出版各类茶文化书籍600多种，主要成就表现在茶文化总论、茶史研究、茶艺和茶道研究、陆羽及其《茶经》研究和茶文化工具书编纂五个方面。此外，在茶与儒道释、茶文学与艺术，茶俗、茶具、茶馆研究等方面，也都有可圈可点的成果。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茶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基本形成了专职、兼职和业余的三支队伍，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文博三大系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创办了一批茶文化杂志，为茶文化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条件。此外，各种茶学类杂志以及一些饮食文化、旅游文化类杂志、大学学报也刊发一定数量的茶文化研究论文。全国数十家出版社也纷纷抢滩茶文化阵地，形成一股茶文化书籍出版热潮。初步统计，近30年来全国刊发的茶文化研究论文约3000篇，共出版的茶文化书籍有600多种。
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茶文化总论、茶史研究、茶艺和茶道研究、陆羽及其《茶经》研究和茶文化工具书编纂五个方面。此外，在茶与儒道释、茶文学与艺术、茶俗、茶具、茶馆研究等方面，也有可圈可点的成果。
一、茶文化总论
（一）“茶文化”概念的确立
《茶业通史》
在20世纪70年代末，吴智和撰著《茶的文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78年）。20世纪80年代初，陈椽在《茶业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中列“茶与文化”专章。其后，茶的文化、茶与文化、茶叶文化、茶艺文化、饮茶文化等频见文著，“茶文化”呼之欲出。
20世纪80年代，“茶文化”新名词在中国海峡两岸先后出现。1984年，庄晚芳在论文《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中国农史》，1984年第2期）中，最早使用“茶文化”一词。1987年，张宏庸在《茶艺》（台北：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一书中使用“中国茶文化”。1988年，范增平等发起成立了“中华茶文化学会”，“研究发展茶文化学术，发扬光大中华茶文化”。[1]尽管如此，“茶文化”一词在当时还未被普遍接受。198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大型茶文化展示活动仍称“茶与中国文化”。1990年6月，孔宪乐主编《茶与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书，还是称“茶与文化”。
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作为新名词的“茶文化”已成潮流，势不可挡。1990年8月，安徽省茶文化学会在合肥成立。1990年10月，在浙江杭州举办“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研讨会主题是“茶文化的历史与传播”，王泽农等向研讨会共提交了50多篇论文，后来出版了《茶的历史与文化——九０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1年）， “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着手筹备成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同年，在江西南昌成立了“中国茶文化大观”编辑委员会，计划编辑《茶文化论丛》、《茶文化文丛》、《茶文化译丛》。到1990年，“茶文化”作为新名词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
1991年，王冰泉、余悦主编的《茶文化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对构建中国茶文化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同年，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编著的《中国茶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以“中国茶文化”为名称的著作，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可没；同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每年两期。在第1辑上，发表了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纲要》等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论文。
1992年，《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由台北碧山岩出版社出版。同年，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中国书店）出版，这是一部概念明晰、体系完善、结构合理、简明扼要的力作；而朱世英主编的《中国茶文化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茶文化的简明实用辞典。
《中国茶文化基础知识》
可以说，到1992年，“茶文化”作为一个新概念而被确立。但是作为一个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一时难以统一，所以后来不断有人通过论文、著作对茶文化的概念进行阐释。如陈文华《中国茶文化基础知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黄志根主编《中华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勤晋主编《茶文化学》（农业出版社，2000年）、姚国坤《茶文化概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如詹罗九《茶文化浅说》（《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邹明华《养生，修性，怡情，尊礼——论中国茶文化的内涵》（《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第4期）、韩金科《唐代文化思想发展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赖功欧《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与隐逸观念及其茶文化内涵》（《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和《茶文化：自然与人文精神的综合体》（《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及《茶文化与中国人生哲学（论纲）》（《农业考古》， 2004年第4期）、周渝《茶文化：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陈香白《“茶文化”通义》（《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施由民《试论中国国民性与中国茶文化精神》（《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和《试论中国茶文化与中国文人的审美取向》（《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鲁明《试论中国茶文化新世纪走向》（《农业考古》， 2000年第4期）、余悦《东方闲情的精神品貌——中国茶文化价值显示悖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和《中国茶文化当代历程和未来走向》(《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及《加强茶文化学科建设的理性思考》（《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朱红缨《基于专业教育的茶文化学体系研究》（《茶叶科学》，2006年第1期）、丁以寿《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学科定位和研究队伍建设》（《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陶德臣《试论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与科学发展》（《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关剑平《从文化理论看茶文化研究属性－兼论茶学与茶文化的关系》（《茶叶科学》，2008年第5期）等论文，进一步阐明茶文化的概念、内涵、体系和精神。
（二）茶文化学科的确立
茶文化学科是茶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科。
早在1991年，余悦就撰文呼吁建立“中国茶文化学”，[1]提出中国茶文化结构体系的六种构想，茶文化学必须研究和解决的六大问题。王玲也同时提出建立“中国茶文化学”的构想。[2]两位在当时就有自觉的学科意识，难能可贵。
王玲《中国茶文化》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以高校和科研系统为主体的一批茶文化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为茶文化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出努力。王玲《中国茶文化》、于观亭《茶文化漫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和《中国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姚国坤《茶文化概论》、刘勤晋主编《茶文化学》（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等为茶文化学科建设添砖加瓦；浩耕、梅重主编《中国茶文化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5年）、余悦主编《中华茶文化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和《茶文化博览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阮浩耕、董春晓主编《人在草木中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对茶文化多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单本的专题性茶文化研究著作，发表了大量的茶文化研究论文。这些成果，为茶文化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004年12月，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成立直属机构——学术委员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茶文化学术研究。对中国茶文化研究进行全面规划，建立茶文化研究文库，组织全国茶文化专家进行课题攻关，目前已经推出一批研究成果。
更为关键的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高校中，不仅有茶艺、茶文化专科专业和茶学本科茶艺、茶文化专业方向，而且在茶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有“茶文化”方向，事实上已将“茶文化”作为茶学的一个子学科，尽管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二、茶史研究
茶史研究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成果是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茶业通史》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通史著作，书中对茶叶科技、茶叶经贸、茶文化作了全面论述，是一部体大思精之著，是构建茶史学科的奠基之著。其后，陈椽又著《中国茶叶外销史》（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3年），对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历史作了深入研究。
庄晚芳的《中国茶史散论》
庄晚芳的《中国茶史散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从茶的发展史、饮用史等来论证茶的发源地，并着重论述了茶的栽制技术的演变以及茶叶科学研究的进展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朱自振的《茶史初探》（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论述了茶之纪原、茶文化的摇篮、秦汉和六朝茶业、称兴称盛的唐代茶业、宋元茶业的发展和变革、我国传统茶业的由盛转衰、清末民初我国茶叶科学技术的向近代转化、抗战前后我国茶叶科技的艰难发展，为茶史学科建设作了重要贡献。
关剑平的《茶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选择中国茶史研究薄弱的时期——魏晋南北朝迄初唐时期入手，从文化史角度阐明当时饮茶习俗的发展状况以及饮茶习俗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特别是饮茶习俗产生的原因、茶文化在中国酝酿的过程，对汉魏六朝茶史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陈文华的《长江流域茶文化》,“按本书的实际内容应该取名为《长江流域茶文化史》”；[1]滕军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对中国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历程作了细致的研究。
夏涛主编的《中华茶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的上下五千年的中华茶史，对先秦、汉魏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现代各个时期的中华茶叶科技、茶叶经贸、茶文化和茶的传播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郭孟良的《中国茶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史读本。
中华茶人联谊会编辑的《中国茶叶五千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第一部编年体的中国茶史著作，对近现代茶界大事记载尤详；沈汉、朱自振的《中国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其中上篇是由朱自振撰写的《中国茶文化史》，这是第一部中国茶文化史；余悦的《茶路历程——中国茶文化流变简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文化史著作；陶德臣等的《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论述中国茶叶商品经济发展的历程。
断代茶史或专门史著作有梁子的《中国唐宋茶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沈冬梅《宋代茶文化》（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年），丁文的《大唐茶文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还有少量地方茶史著作如贾大泉和陈一石著《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阮浩耕主编《浙江省茶叶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谢文柏著《顾渚山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等。王旭烽的《茶者圣——吴觉农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则是第一部关于当代茶人的传记。一些综合性茶著，如《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中也涉及到中国茶史的内容。
此外，各种杂志上还发表了一批关于中国茶史的研究论文。
关于茶叶科技史研究，有陈文怀《茶树起源与原产地》（《茶业通报》，1981年第3期）、王潮生《古代茶树栽培技术初探》（《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史念书（朱自振）《略论我国茶类生产的发展》（《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和《我国古代茶树栽培史略》（《茶业通报》，1986年第3期）、陈以义《绿乌龙、红乌龙和青乌龙的发展史》（《古今农业》，1987年第1期）、程启坤和姚国坤《论唐代茶区与名茶》（《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舒耕《中国茶叶科学技术史大事纪要》（《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第4期，1998年第2期、第4期）、王赛时《略论唐代的茶叶产地与制作》（《古今农业》，2000年第1期）。
关于茶叶经济史研究，有唐耕耦和张秉伦《唐代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第11辑，中华书局，1981年）、王洪军《唐代的茶叶生产》（《齐鲁学刊》，1987年第6期）和《唐代的茶叶产量贸易税收与榷茶》（《齐鲁学刊》，1989年第2期）、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吕维新《唐代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宋代的茶马贸易》（《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辽、西夏、金时期茶叶贸易史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中国古代茶叶商品化程度的发展状况》（《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中国古代的茶商和茶叶商帮》（《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近代中国茶农的经营状况（1840－1917）》（《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宋代茶商集团势力的发展》（《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林文勋《唐宋茶叶生产发展原因补充》（《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孙洪升《明清时期的茶叶生产形态探析》（《中国农史》，2001年第4期）、刘淼《战前祁门红茶的海外销售和市场价格分析》（《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关于茶文化史研究，有周兆望《略论两晋南北朝饮茶风气的形成和转盛》（《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李斌城《唐人与茶》（《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韩金科《试论大唐茶文化》（《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王赛时《论唐代的饮茶风习》（《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施由民《走向幽雅——晚明茶文化散论》（《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王河《唐代古逸茶书钩沉》（《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和《唐代茶文化与茶杂著述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方健《宋代茶书考》（《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胡长春《从明代茶书看明人的茶文化取向等》（《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
关于地方茶史研究，有李家光《古蜀蒙山茶史考》（《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第4期）和《巴蜀茶史三千年》（《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姜世碧《四川茶史述略》（《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巩志和姚月明《建茶史征》（《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徐晓望《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陶德臣《清代福建茶叶生产述论》（《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赵大川《徽茶考》（《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吴旭霞《宋代江西的茶叶》（《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施由民和文士丹《元明清时期的江西茶叶》（《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朱自振《太湖西部“三兴”地区茶史考略》（《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陶德臣《近代浙江茶业述论》（《古今农业》，2000年第1期）、杨载田和王鹏《历史时期的湘茶生产及其发展探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邵宛芳和沈柏华《云南普洱茶发展简史及其特性》《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黄桂枢《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陶德臣《日据时代台湾茶业的经济结构与贸易》（《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陶德臣《光复初期的台湾茶业》（《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等。
中国茶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存在诸多不足。[1]有关先秦的茶史，扑朔迷离；汉魏两晋南北朝茶史，语焉不详；中华民国茶史，新中国50年茶史，亦待补阙如之憾；除陆羽、吴觉农外，古今众多杰出茶人尚无传记。中国茶史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缺憾和空白，亟待从学术上去填补、开拓。
蔡荣章自1980年以来长期致力于现代茶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其夫人林瑞萱主持坐忘谷茶道室。蔡荣章著有《现代茶艺》（台北：中视文化出版，1989年）、《茶道教室》（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2002年）、《茶道基础篇》（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说茶之陆羽茶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茶道入门三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等，林瑞萱著有《中日韩英茶道》（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等，夫妇合著有《现代茶思想集》（台北：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2000年）等。蔡荣章、林瑞萱夫妇为现代茶艺、茶道的理论和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范增平出版了《台湾茶文化论》（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年）、《茶艺学》（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修订版）、《台湾茶艺观》（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等，吴智和出版了《中国茶艺论丛》（台北：大立出版社1985）、《中国茶艺》（台北：正中书局，1989年）等。张宏庸出版了《茶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台湾传统茶艺文化》（台北：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等。
陈文华不仅在《中华茶文化基础知识》、《长江流域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学》等著作中，对茶艺、茶道概念和特征、精神作了精要的阐释，而且还发表了《茶艺·茶道·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论当前茶艺表演的一些问题》（《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论中国茶道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与儒、释、道的关系》（《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论中国茶艺及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等论文，进一步对茶艺、茶道进行理论阐释，并指出当前茶艺编创和表演中所存在的一些误区。
余悦在《中国茶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对茶艺、茶道概念、茶道与儒道释的关系等作了精要的阐释，并在《儒释道和中国茶道精神》（《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中国茶艺的美学品格》（《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中国古代的品茗空间与当代复原》（《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等论文中进一步阐释了茶艺美学、茶道精神。
林治的《中国茶艺》（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中国茶道》（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中华茶艺集锦》（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茶道养生》（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对各类茶的冲泡技艺、茶艺六要素美的赏析、茶艺美学基础、茶道精神、茶道养生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凯亚的系列论文《中国茶道的自然之美》（《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中国茶道的淡泊之美》（《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中国茶道的风度之美》（《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中国茶道的虚静之美》（《福建茶叶》，2005年第2期）、《中国茶道的人情之美》（《福建茶叶》，2006年第1期）、《中国茶道的简约之美》（《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阐释了中国茶道美学精神。
马守仁（马嘉善）出版《无风荷动——静参中国茶道之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并通过《茶艺美学漫谈》（《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和《中国茶道美学初探》（《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揭示茶艺美学的形式美、动作美、结构美、环境美、神韵美五个特征和茶道美学的大雅、大美、大悲、大用四个特征。
乔木森的《茶席设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对茶席设计的基本构成因素、一般结构方式、题材及表现方法、技巧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周文棠在《茶道》（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对茶道的类型、形式进行探究。
陈香白在（《论中国茶道的义理与核心》（《农业考古》，1992年第4期）、《茶道即人道》（《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中对中国茶道义理和思想的论述，丁文在《我的茶道观》（《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里对茶道观的阐述，朱红缨在《茶文化学体系下的茶艺界定研究》（《茶叶》，2006年第3期）中对茶艺的思想性、艺术性、制度性、技能性等内容所进行的论述，都有一定的新见。
丁以寿主编《中华茶道》（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中华茶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并以《中国茶艺概念诠释》（《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中国茶道概念诠释》（《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新世纪中华茶艺发展问题的思考》（《茶苑》，2005年第2期）等论文，对茶道和茶艺的概念、构成要素、分类及两者的关系，中国茶艺发展的原则等作了深入探讨。又在《中国茶道发展史纲要》（《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中国饮茶法源流考》（《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中国饮茶法流变考》（《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中对中国茶道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茶艺的类型及其演变作了梳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