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文博三大系统，形成了专职、兼职和业余的三支队伍。创办了一批茶文化类杂志，出版社也纷纷抢滩茶文化阵地，为中国茶文化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有利条件。20多年来，发表各类有关中国茶文化研究论文约3000篇，出版各类茶文化书籍600多种，主要成就表现在茶文化总论、茶史研究、茶艺和茶道研究、陆羽及其《茶经》研究和茶文化工具书编纂五个方面。此外，在茶与儒道释、茶文学与艺术，茶俗、茶具、茶馆研究等方面，也都有可圈可点的成果。
接上篇“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略评 （上）”
四、陆羽及其《茶经》研究
陆羽《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茶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研究，是中国茶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一）《茶经》的辑校、注评
台湾最早从事《茶经》研究者为林荆南，他在1976年即将《茶经》今注今译，这是中国当代最早的茶经译注本。
《陆羽茶经译丛》
张宏庸对陆羽及其《茶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工作，计已出版的有《陆羽全集》、《陆羽茶经丛刊》、《陆羽茶经译丛》、《陆羽书录》、《陆羽图录》、《陆羽研究资料汇编》，均由茶学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可惜后来并未继续。
茶艺
大陆对于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起步较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张芳赐等《茶经浅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傅树勤、欧阳勋《陆羽茶经译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年)，湖北陆羽研究会编《茶经论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其中以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沈冬梅《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最为精审。肖毛网络版的《茶经集注》，时有新见。
（二）《茶经》研究
在围绕《茶经》的研究中，有对《茶经》总体思想文化内涵的研究。如寇丹《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关于<茶经>的文化内涵》（《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对《茶经》文化内涵的揭示，朱乃良《唐代茶文化与陆羽<茶经>》（《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徐荣铨《陆羽<茶经>和唐代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对《茶经》与唐代茶文化关系的研究，傅铁虹《<茶经>中道家美学思想及影响初探》（《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对《茶经》中道家美学思想的揭示，都有新见。
此外就是关于《茶经》某个方面的研究，如钱时霖《我对“<茶经>765年完成初稿775年再度修改780年付梓”之说的异议》（《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再论陆羽在湖州写<茶经>》（《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对《茶经》成书时间、写作地点的研究考证，游修龄《<茶经·七之事>“茗菜”的质疑》（《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对《茶经》所引《晏子春秋》中“茗菜”的质疑，丁以寿《<茶经·七之事>“<广雅>云”考辨》（《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对《茶经》所引“《广雅》云”的考辨，都有一定的创见。
在《茶经》研究中，除了对《茶经》的成书时间分歧较大外，对《茶经》的成书地点、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基本达成共识。在当代这些《茶经》的注译和研究著作中，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无疑是《茶经》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陆羽生平和思想研究
陆羽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的作者，被后世奉为茶神、茶仙，尊为茶圣，享有崇高的声誉，理应得到重视和研究。关于陆羽研究的成果，基本集中在大陆。
史念书（朱自振）《全唐诗中的陆羽史料考述》（《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从《全唐诗》中钩沉陆羽的行迹资料。
傅树勤《茶神陆羽》（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则是最早的关于陆羽的传著。
欧阳勋研究陆羽及其《茶经》30年，发表论文《“茶圣”陆羽》（《中国农史》，1983年第4期）等，出版专著《陆羽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显示出深厚的积淀。
寇丹10多年来发表一系列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论文，后来结集成《陆羽和〈茶经〉研究》（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一书。他关于陆羽形象、思想性格、理想的论述，关于陆羽“西江水”的阐释等，别具慧眼，成一家之言。
丁文《茶魂》（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是一部关于陆羽的评传，分身世、游历、隐居、友情、茶具、茶艺、品水、事业、结论共9章，末附“陆羽年谱”，颇具系统、实用。
周志刚《陆羽与怀素交往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陆羽与李季兰交往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对陆羽与李冶、怀素交往的考论切实，而他的《陆羽年谱》（《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第4期），援引史料，言必有据，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陆羽生平年表、年谱最可靠的一种。
钱时霖《<陆文学自传>真伪考辨》（《农业考古》，2000第2期）对《陆文学自传》真伪的辨析，朱乃良《试析陆羽研究中几个有异议的问题》（《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再谈陆羽研究中几个有异议的问题》（《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等系列论文对陆羽研究中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考辨，王郁风《陆羽的一桩茶事冤案》（《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罗家庆《再说<毁茶论>和品水之疑》（《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对陆羽《毁茶论》的质疑，吕维新《陆羽在江西的行迹考》（《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对陆羽在江西的行迹考察，都有独立见解。
尽管陆羽的出生是个迷，生平有许多空白和疑团，性格、思想也复杂，但经过近30年的研究，陆羽的形象渐渐清晰、丰满起来。
五、茶文化工具书编纂
（一）茶文化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汇编
茶文化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汇编，是中国茶文化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国茶文化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
《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
当代最早出版的是由陈祖椝、朱自振辑编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收入自唐至清的茶书58种和少量杂著、艺文。虽然仅40余万字，但重要的茶书和资料基本收录。
20世纪90年代初，吴觉农辑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将南宋嘉年间至中华民国三十七年编撰的16个省、区的1226种省志和县志中有关茶和山、水的历史资料悉数收录；朱自振辑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收录26个省市自治区的1080种方志中有关茶的资料。
《中国茶叶全书》
20世纪90年代末，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释注点校的《中国茶叶全书》收录现存茶书64种，其中辑佚7种，后附已佚存目茶书60种。加以点校和注释，并附作者简介，考定版本源流，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陈彬藩主编的《中国茶文化经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是收集中国古代茶文化文献资料最全面的资料汇编，为中国茶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余悦总编的《中国茶叶艺文丛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目光关注当代茶文化资料，从收录的茶事诗词（古体）、散文、小说、歌曲和论文来看，虽非各类资料的“全编”，也颇有价值。
郑培凯、朱自振主编的《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香港：商务印书馆，2007年）收录古代茶书114种，后附已佚存目茶书65种，是搜集中国古代茶书最多的一本汇编。汇编校注本对所收茶书重新予以标点，考定版本源流，并附以作者简介、书的简评、注释和校记，是一部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方便实用的中国古代茶书总汇。
此外，王河对古典茶叶文献的搜集、整理、辑校，方健对中国古代茶书的搜集、整理、校正，也都取得一定的成绩。
（二）辞典及其它
《中国茶叶大辞典》
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叶大辞典》（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其中也有相当部分茶文化的内容；朱世英、王镇恒、詹罗九主编的《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全书144万字，收入词条近万，是一部全面宏富的中国茶文化辞典。
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中国名茶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它们虽然是茶学著作，但其中也有部分茶叶历史文化资料。
中华茶人联谊会编辑的《中国茶叶五千年》虽说是一部编年体茶史著作，但也可视之为茶史资料集，该书收录的近现代中国茶叶科技、经济、文化、教育、对外交流等资料，极具参考价值。
六、其它方面研究
（一）茶与儒道释研究
茶与儒道释的关系是茶文化研究中所不可回避的，赖功欧的《茶哲睿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及相关论文如《论中国文人茶与儒释道合一的内在关联》（《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宗教精神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对中国茶文化与儒道释的关系作了全面深入研究；丁文的《茶乘》（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对茶与儒释道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余悦在《中国茶韵》、陈文华在《长江流域茶文化》的部分章节里也对茶道及茶文化与儒道释的关系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茶文化与儒道释的研究中，茶与佛教是热门。围绕着茶与佛教，特别是茶与禅的关系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但大多数是不着边际、隔靴搔痒、自言自语之作。这其中以楼宇烈《茶禅一味道平常——赵州大师“吃茶去”公案的现代阐释》（《中国禅学》第三卷，中华书局，2004年）对从谂禅师“吃茶去”及茶禅一味的阐释比较客观。沈柏村《饮茶与禅修》（《闽南佛学》，2000年第2期）区分了禅定饮茶与禅宗饮茶，颇有见地。其它如余悦《禅悦之风—-佛教茶俗几个问题考辨》（《农业考古》，1997年第4期）、《禅林法语山智慧境界——“禅茶一味”与禅茶表演阐释》（《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茶禅一味”的三重境界》（《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赖功欧《茶道与禅宗的“平常心”》（《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丁文《论“茶禅一味”》（《农业考古》，1997年第4期）、吴立民《中国的茶禅文化与中国佛教的茶道》（《法音》，2000年第9期）、陈云君《简论“吃茶去”与“茶禅一味”》（《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寇丹《茶中的美与禅》（《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等，对茶禅关系都有独到的理解和体会。
实际上，儒家、道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远大于佛教，遗憾的是关于茶与儒家、道家的研究论文屈指可数。东君（滕军）的《茶与仙药——论茶之饮料至精神文化的演变过程》（《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揭示了道教在茶从饮料向精神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王平的《谈中国茶文化中之道缘》（《道教教义的现代阐释——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阐明中国茶文化的内核与道教因缘难解。丁以寿的《中华茶道的形成与道家》（《2006第九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胡长春的《道教与中国茶文化》（《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阐明道家（含道教）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最深、最大。对茶与儒家的专题研究，仅有王泽农《中华茶文化——先秦儒学思想的渊源》（《农业考古》，1996年第4期）、赖功欧《儒家茶文化思想及其精神》（《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和《“中和”及儒家茶文化的化民成俗之道》（《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等数篇。
（二）茶文学与艺术研究
茶文学与艺术是中国茶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国茶文化的主体内容。这其中以茶诗的数量庞大，对此而进行的注解赏析和研究也最多。
钱时霖对中国古代茶诗有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除出版《中国古代茶诗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体裁多样的中国茶诗》（《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等。
庄昭《茶诗三百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蔡镇楚和施兆鹏《中国名家茶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李莫森《咏茶诗词曲赋鉴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对中国古代茶诗的注释，方健《竹枝词中的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1999年第4期、2000年第2期、2000年第4期、2001年第2期、2001年第4期、2002年第2期）对竹枝词中茶诗的发掘和注析，赖功欧《论乾隆茶诗的儒、释、道理趣与艺术格调》（《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对乾隆茶诗的评析，马舒《漫话元代张可久的茶曲》（《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对张可久茶曲的赏析，李新玲“夜读唐代茶诗札记”系列（《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2005年第2期、2006年第第2期、2006年第第5期），都有一定的新见。
余悦《中国茶诗的总体走向》（《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对中国茶诗发展的基本脉络、中国茶诗特色、中国茶诗功用作了总体的概述，施由明《感悟中国文人—--中国茶诗词略论》（《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从中国茶诗词中挖掘出中国文人的“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和避世心态及审美情趣，扬之水《两宋茶诗与茶事》（《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在《全宋诗》与《全宋词》的范围内检视宋代的分茶、斗茶以及点茶与点汤，吕维新《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诗歌文学的繁荣》（《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顾风《我国中晚唐诗人对于茶文化的贡献》（《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阐述唐代茶诗对茶文化形成的贡献，刘学忠《茶与诗——文人生活对艺术的渗透》（《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阐述了茶文化对诗歌的影响，赵睿才、张忠纲《中晚唐茶、诗关系发微》（《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阐述茶的“清新”与中晚唐诗歌的“变新”的关系，认为茶文化促使中晚唐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清寒”为主要特征的审美趣味。
小说中的茶文化也受到很大关注，尤其是《红楼梦》。胡文彬《茶香四溢满红楼——〈红楼梦〉与中国茶文化》（《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4期）是一篇系统、全面、深刻地论述《红楼梦》中茶文化的力作，此外尚有凯亚《论曹雪芹笔下的闺阁茶文化》（《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桂遇秋《〈红楼梦〉中的茶文化》（《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等；林长华《〈水浒传〉中茶趣浓》（《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胡长春《〈镜花缘〉里的茶文化》（《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林长华《〈儒林外史〉茶味浓》（《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桂遇秋《〈金瓶梅〉中的茶文化》（《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2001年第4期），则论述了古典小说名著中的茶文化。
茶艺术也是茶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于良子《翰墨茗香》（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对中国古代的茶事书画篆刻作了系统的研究，王书耕《茶文化的形象语言—--历代茶图赏析》（《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候军《品茶读画》（《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1997年第4期、1998年第2期、1998年第4期、1999年第2期、1999年第4期）对中国历代茶画进行赏析，冯英《茶文化与诗书画》（《农业考古》，1996年第4期）论述中华茶文化的发展与诗书画的关系，胡丹《茶画》（《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论证了茶画是展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
桂遇秋《黄梅戏中的茶戏》（《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廖军《无茶不成戏—略谈茶与赣南采茶戏及其艺术特点》（《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余炳贤《漫谈楚剧与茶---兼议楚剧诞生于茶》（《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余炳贤《试论茶与汉剧、京剧、曲艺的渊源关系》（《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冯祖祥等《湖北流行戏剧中的茶文化》（《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论述了茶与京剧、黄梅戏、汉剧、楚剧、采茶戏以及曲艺的渊源关系。周志刚《茶香流曲溢兰馨》（《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对“闲情听茶”系列音乐进行赏析，李林浩、孙效祖《茶文化中的歌曲艺术》（《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论述了茶文化中的歌曲艺术。
（三）茶俗研究
中国的茶俗异彩纷呈，茶俗与茶艺一样，是构成茶文化的重要基础。余悦对茶俗关注较早，不仅在《江西茶俗的民生显象和特质》（《农业考古》1996，4；1997，2；1998，2）系列论文中淋漓尽致地对江西的茶俗进行了解析，而且在《问俗》（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中国茶韵》、《事茶淳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书中也对中国茶俗作了深入研究。姚国坤、朱红缨的《饮茶习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也对中国各地茶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此外，吴尚平《浅论中国茶俗文化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论述茶俗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地位，胡长春《中国古代婚俗中的茶礼》（《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研究了中国古代婚俗中的茶礼俗，林更生《中国南部山区的茶俗》（《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客家的茶文化》（《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客家土楼与客家茶文化》（《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对中国南部山区的茶俗以及客家茶文化进行了研究，薛翘、刘劲峰《客家擂茶源流考》（《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对客家擂茶源流进行考察，龚发达《土家茶文化》（《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对土家族茶文化进行考察，苏芳华、魏谋城《云南民族饮茶方式》（《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对云南少数民族饮茶习俗进行了考察。
（四）茶具研究
中国茶具是构成中国茶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姚国坤、胡小军的《中国古代茶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王建平的《茶具清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对中国茶具的历史和发展作了梳理；寇丹的《鉴壶》（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宋伯胤的《茶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胡小军的《茶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吴光荣《茶具珍赏》（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对紫砂壶及各式茶具进行了鉴赏和研究。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茶具轰动一时，梁子《法门寺出土唐代宫廷茶器巡札》（《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韩金科《法门寺唐代茶具与中国茶文化》（《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对此作了介绍。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的茶事图也很引人注目，郑绍宗《河北宣化辽墓壁画茶道图的研究》（《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刘海文《试述河北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墓中的茶道图及茶具》（《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周新华《宣化辽墓壁画所见之茶具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对此作了研究。
此外，关剑平《茶筅的起源》（《农业考古》，1997年第4期）、周志刚《紫砂器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与贡献》（《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蔡乃武《一件越窑青瓷茶鍑的考证及商榷》（《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等都有新见。
（五）茶馆研究
茶馆是中华茶文化中的一道风景。刘学忠的《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吴旭霞的《茶馆闲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连振娟的《中国茶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徐传宏和骆芃芃《中国茶馆》（山东科技出版社，2002年）、徐传宏和刘修明的《雅室品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刘清荣《中国茶馆的流变与未来走向》（《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对中国茶馆历史演变、现状、未来和各地茶馆作了介绍。
蔡泉宝《江南的茶馆文化》（《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陈香白和陈再粦《论“茶馆文化”》（《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刘清荣《区域文化中的茶馆述论》（《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沈冬梅《茶馆社会文化功能的历史与未来》（《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对茶馆的文化进行了研究。
周文棠《茶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特色茶楼装修》（林安君《现代雅韵古典色香——谈茶艺馆装饰设计、艺术布置》（《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关注现代茶馆的空间设计和艺术布置以及经营管理。
近30年来的中国茶文化研究有了重要的进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也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诚如余悦所论，在当前的茶文化研究中，“一是学术的空白点仍很多，有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未能解惑，有些热点问题也没解决”，“二是有学术创见，有学术突破的论文不多”，“三是治学态度浮躁，急功近利的问题带有普遍性”，[1]可谓一针见血，切中时弊。这些问题，有待今后的逐步解决，从而使中国茶文化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