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茶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早于西周时已确立。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巴蜀地区的“茶、蜜、灵龟……皆纳贡。”至唐以后贡茶的份额越来越大,名目繁多。从唐代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对茶叶征收赋税:“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旧唐书·食货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开始实行榷茶制,即实行茶叶专卖(《旧唐书·文宗本纪》)。宋代蔡京立茶引制,商人领引时交税,然后才能到指定地点取茶。自宋至清,为了控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设茶马司,实行茶马贸易,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对汉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也严加限制,多方盘剥。
作为贡茶的普洱茶渊源由来已久。从现能找到的一些零星史料看,大概周朝时,云南茶叶已经进贡朝廷了,如汉代史载益州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证明普洱茶从汉晋时期已开始供奉内地宫中。但其中有哪些茶品,前后延续了多少时间,不得而知。
至唐(公元618~907年),随普洱茶销往四面八方,声名远播,进入了朝廷皇宫。据史书记载“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普茶名重天下,京师尤重之”。说明普洱茶进入皇宫,得到皇室权贵的青睐。贡茶须是指有一定知名度的好茶,通常具有优异的色香味、独特的外形和优异的品质。贡茶的形成往往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或一定的人文地理条件,云南普洱茶被列入贡茶,是因普洱茶与其他茶种的贡茶相比,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不仅被宫廷和贵族的视为罕见的名茶,也获得了文人雅士的好评。陆羽《茶经》中“南方有嘉木”大概也有所指,只不过当时普洱茶一名尚未出现,故而未明确提及。云南茶在历史上因普洱作为中心集散地被称为普洱茶。普洱茶一名正式出现在明代。(元、明以前云南茶皆无固定名称。明代万历年间的谢肇淛《滇略》中提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这是文献上第一次提到的“普茶”一词,且是“蒸而成团”的紧茶。
宋代,云南茶叶销往西域与日俱增,开拓了茶马市场,影响了东西贸易形态,受到全国重视。据《宋史·食货志》、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宜和北苑贡茶录》和赵汝砺《北苑别录》等记载,云南紧茶在宋代已正式列入名茶和贡茶录中,当时列入的几十种名茶中就有云南紧茶和方山露芽等。元、明两个朝代普洱贡茶的地位要进一步得到了稳固发展和加强。《万历云南通志》记载:“车里司(今勐海)专管贡茶及各勐土司,实行茶引制”。更说明普洱茶作贡茶,在明代的确切记录。
到了清朝,普洱茶进一步声誉远播,《新篡云南通志》中记载“普洱”之名在华茶中所占的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可比。这一地方名产同样也引起了清朝宫廷的注意及好感。据清廷《贡茶案册》载,清雍正年间,云南普洱茶被正式写入朝廷贡茶案册,并指定为皇家冬天专用茶。清廷令云南地方政府在普洱府增设官茶局,专司上贡用茗,并明确规定了每年向朝廷进贡的数量,并要求贡茶的制作质量上也极其讲究。据清阮福《普洱茶记》记载:每年备贡的花色品种即5斤重团茶,3斤重团茶,1斤重团茶,4两重团茶,1两5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茶蕊,匣盛茶膏,共八色,史称“八色”贡茶。数量66666斤,取六六大顺之意。
云南普洱贡茶进入宫廷深受欢迎,与其他茶种的贡茶相比,与众不同,备受王宫贵族珍爱。因普洱贡茶来自南方深山老林原始大茶树的茶菁,茶汤特别浓酽纯厚,品质特殊,饮了会去油腻助消化,保健功效卓著。《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清朝满族祖先原本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进入北京成了帝王统治者之后,养尊处优,饮食珍馐无所不及。
那些饱食终日的深宫皇亲国特别喜爱和赏识普洱茶。因此“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一时传为佳话。意禧太后年事已高,最喜欢在冬季里,刚吃完油腻,喝普洱茶,因它又暖又能解油膩。于是“夏喝龙井,冬饮普洱”成为了清宫饮茶规范,也因此形成了上行下效的风尚。正如《滇略》所设的:“士庶所用,皆普茶也。”当时上下饮茶品茗者,品饮普洱茶遍成嗜好。连《红楼梦》的大观园里都喝起普洱茶来了,其书第六[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节中,贾宝玉叫冲普洱女儿茶来喝,以去腻助消化。可见普洱茶已成了家门贵族的饮茶时尚。
清朝宫廷将普洱茶引为贡茶后,普洱茶在全国进一步受到高度重视,每年外销达十万以上,更极大地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在清朝政府的重视下,围绕普洱贡茶的一系列措施也之展开。雍正皇帝于公元1726年,指派满族心腹大臣鄂尔泰出任云南总督,推行“改土归流”统治政策。三年后设置“普洱府”,控制普洱茶的购销权利,同时推行“岁进上用茶芽制”为选最好的普洱茶进贡北京,进一步对茶山的管理,对贡茶的采摘、制作、花色品种、数量都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清阮福《普洱茶记》记载:“农历二月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尔后方许民间采贩。”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云南总督鄂尔泰特设普洱府治,为选最好的普洱茶进贡,以图博得皇帝的欢心,在六大茶山之首的攸乐,设攸乐同知,驻军500防守茶山。在易武、倚邦、车里设置钱粮茶务军功司加强对茶山管理和采办。据清儒士阮福查阅清廷《贡茶案册》得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银1000两,由思茅厅领取转发采办…。乾隆元年冬(公元1736年)撤销攸乐同知改设思茅同知,在六大茶山设置管茶子局,负责茶叶采摘、加工、税收等,对普洱茶的购销权利严加控制。
今在勐腊象明乡勐芝大寨的古茶山原始密林中找到了乾隆十一年冬(公元1746年)立的茶山案碑,碑石上铭刻着对茶山严格管理的文字。初春二月方能入茶山,入山者须持官府颁发的入山令牌方能入山采摘,违者治罪等规定。
为了对贡茶和茶叶的运输,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清政府出资和动员民众捐款从昆明经思茅至六大茶山的崇山峻岭中修筑了一条宽2米由石板镶成的茶马大道。长约数百公里。虽经千百年,部分茶马古道已坍塌,尚存部分仍然蜿蜒壮观。同时在普洱、磨黑、景谷、文井等地设置关卡,管理茶叶的运输。运送贡茶和茶叶的马帮,须持官府颁发的通关令牌,经关卡验证后方能放行。不持官府令牌入山采制和运输茶叶的则将受刑罚。
为了配合每年贡茶的制作及处理,清廷在普洱府的今宁洱建立了普洱贡茶茶厂,每年进贡清廷的普洱贡茶,均价值一千多两银子,以当时的物价,可以买到十多万斤稻米。在贡茶中,其中有一种叫“女儿茶”最受当时所厚爱,也是后人时时称赞不绝的、连大观园里贾宝玉都喜欢的普洱女儿茶。
清代,阮福在其《普洱茶记》中已有详细的记载:“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属有茶山六处,…"…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两五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蕊茶、闸装茶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膏,共八色。…亲下…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于雨前得之,即四两中团茶也。
《滇南新语》记载的女儿茶是一至十斤的团茶,而《普洱茶记》记载的女儿茶则是四两重团茶,前者是公元1755年所撰,后者是在公元1825年著的,相距70年,也许是女儿茶由早期的大而圆,到了后来减肥成小巧玲珑的小团茶。《滇南新语》有载:“旨夷女采冶,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
作为贡茶的女儿茶,都来自云南西双版纳六大茶山的茶园,每年谷雨前,由未婚的少女采摘,采茶时将茶菁放入怀中积到一定数量时,才取出放到竹篓里。采来的女儿茶,与茶园主人对分,以作为工钱。少女们将分得的女儿茶拿到市面销售,往往都被抢购一空,而得的钱作为嫁妆之用,故名“女儿茶”。
清初由于六大茶山产茶量的增加,大批茶商直接在茶山低价收购茶叶,再贩到普洱。商人的重利令官府眼红,商人的盘剥又令茶农愤怒。于是,清政府于雍正七年(1729)在思茅设总茶店,由官方垄断茶叶销售,并将新旧商民全部驱逐。官府的盘剥更猛于虎。
他们“清戥重称”,“多买短价,扰累夷方”,导致了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的大暴动。清政府为了缓解民怨,不得不于雍正十二年二次下檄,要求茶店官役“按照时价,公开采买。如有不法官役,借名多买,短价压送,扰累夷民...官则立即参详,役则立毙杖下。”“普思诸山,当兵燹之后,地方疲敝,”“十室九空”,“身任地方,应加意抚绥。”在此之后100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清廷的抚绥政策,茶叶生产有了极大的增长。
“普洱茶”作为清朝廷亲自钦点的贡茶,大大促进了民间从采摘到制作加工工艺和技术的发展,花色品种从单一走向纷繁,品质也越加优越,曾经得到清政府赐匾,目前六大茶山易武仍留有清代官府赐的“瑞贡天朝”匾,这是普洱茶辉煌历史和荣誉的见证。
对六大茶山易武等地贡茶之乡的调查,历史上的易武古镇是何等辉煌,今天在古六大茶山,还可看到当年留存下来的大量古贡茶园。这些一山山的古茶园依然藏身深山,可见当年盛况。从清雍正、乾隆至光绪年间,倚邦、易武已加工饼茶、沱茶、方茶等,当时茶叶就地加工后经普洱直运昆明,再转运北京。其中象明茶区年解贡茶15000斤,易武茶区66666斤,以求66有福,66大顺。但清朝末年随国家衰落,社会动荡,贞茶也走到了边缘。
正如末代皇帝溥仪曾对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说过:“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宠物,拥有古六大茶山产的普洱茶是皇室成员显贵的标志,普洱茶还是朝廷馈赠各国首脑、贵宾的礼品,深受外宾喜爱。贡茶制一直持续到光绪三十年,历时一百六十三年,后因清朝末期,内部动荡,社会治安不好,贡茶送到昆明附近被贼抢,朝廷鞭长莫及,没有追究,贡茶制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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