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庄篇
在易武众多的故事中，最富戏剧性、最高大上的一个人物（家族）故事，却并不为易武人所熟悉。这个人就是向逢春，这个家族就是同兴号向家。
认识同兴号是在公元2000年前后。最初，通过邓时海教授的《普洱茶》一书，以及后来参加的一系列展览，我对同兴号的内飞、大票、商标等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知道存世的同兴号主要有圆票同兴向质卿圆茶、方票向绳武圆茶、中国茶叶博物馆馆藏的向质卿方砖和“双象莲”商标圆茶。这四种茶尤其是向质卿圆茶和向质卿方砖，已成为普洱老茶的标杆，老茶中的神话，价格高挺。能有幸品尝的，往往象征着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以及文化品位的非同凡响。
向质卿是向逢春的二儿子。1897年，向质卿创办了同兴号茶庄，“拣采易武春季发生之嫩尖，名曰新春正印细白尖，并为掺杂别山所产”，生产普洱茶。民国初年，由于他忠诚正直，见多识广，商业有成，被推选为易武商务分会会长、易武石屏同乡会会长。随后，他带领儿子向式谷、侄子向式璋、女婿罗寿衡等置办骡马，在石屏开始同顺祥茶号，在滇南各地互通有无，贸易盐茶。他还“倡议筹款购屋，作石屏会馆，使乡人旅易，得有聚会之所”。
状元家茶——乾利贞宋聘号
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字《品鉴普洱茶》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关于号级普洱茶的品鉴价值的排位：“第一名宋聘，第二名福元昌，第三名向质卿，第四名双狮同庆，第五名陈云号”。
这里，我们先从最基础的什么叫“号级茶”说起。我们知道，历史上，普洱茶产自云南滇南的西双版纳六大茶山一带，大约在清代的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很多茶农和外地的茶商开始在六大茶山建立茶庄。当时，茶庄主要集中在倚邦街附近。那是的倚邦街，既是交通要道，又是六大茶山最大的土司（土千总）曹家的驻地，经济繁荣，流通顺畅，其地位有点像当地的首府。这些茶庄中最有名的包括恒盛号、乾利贞号、同昌号、宋庆昌、宋聘号、宋寅号、宋元号、元昌号等。这些私人茶庄（也叫茶号）的茶品一直被保存着，存留到现在，为了将这些茶品和1950年后国营茶厂生产的茶品相区别，这些由私人茶庄生产的茶就被称为号级茶。
乾利贞号脱胎于广东人在道光初年建立的“利贞号”茶庄，大约在1865年，江西人赵开乾以“乾利贞”号牌印重开利贞号，这应该是后来所公认的乾利贞号建号时间。宋聘号也是在1868年前后成立的，当时倚邦的四个带宋字的茶庄都是滇南石屏人所开。
20世纪初，乾利贞号的经营者变成了云南石屏人——特科状元袁嘉谷家族和他的姻亲们的企业，而宋聘号也已经与乾利贞号合并。
沱茶的发明人是永昌祥，永昌祥的故事颇为传奇。
1903年，严子珍和他的亲戚喜洲人杨鸿春以及彭永昌三人合资，共集资白银一万一千多两，创建了一个叫永昌祥的商号，经营生丝、茶叶、布匹、洋货、药材等生意。
1911年，杨鸿春退出永昌祥，1916年，彭永昌也退出了。尽管两家都退出了永昌祥，但他们在昆明的住宅仍然互相通联，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就在彭永昌退出的这一年，永昌祥改革工艺，在景谷姑娘茶的后面压出一个背窝，变成一种窝头的形状，他们管这种茶叫沱茶。1916年，他们生产了十担窝头型的沱茶，销往四川。试制阶段的沱茶可能仍是用思茅和勐库原料，因为那时凤庆种茶时间不长，名气也较小。从他们1923年注册的商标上我们可以看到：“本记向在云南迆西下关，不惜工本由普洱各山自行提办春尖普茶，发各埠销售。贵商光顾，请认招牌为记。”可见，到1923年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主打凤庆、勐库牌，而是说自己卖的是“上品普茶”。早期的沱茶由于较多地采用普洱茶，汤色介于红、绿茶之间。
1917年，他们将沱茶定型为每筒五圆，每个重9两的形制。别小看这个五圆，它是下关沱茶与稍后出现的景谷沱茶最直观的区别。
随后几年，沱茶在四川大卖。永昌祥开始用各种原料尝试生产。由于凤庆的茶种植未久，条索漂亮，白毫凸显，滋味却有些过分尖利，因此，他们用比较厚重的勐库茶作为主要的基茶，凤庆茶作撒面，定型成永昌祥沱茶的标准。此时的沱茶有两种汤色，上等货呈绿汤，很明显，原料考究，加工及时，芽叶细嫩。中等和下等沱茶，汤色则偏红，按严子珍第三子杨克成的记述，美国人认为它是介于红茶和绿茶之间的产品。
1930年，永昌祥在下关成立了自己的茶厂，生产关庄沱茶，分为本牌沱茶和副牌利记沱茶两种，用料均为凤庆料和勐库料。
随后，他们又在昆明、重庆、宜宾成立茶厂，用景谷料、勐库料、凤山料生产正记景关沱茶。
在永昌祥的带动下，沱茶的经营者们都集中到了下关。1938年，他们在下关成立了“下关茶业同业公会”，公会负责协调各茶厂之间的矛盾和合作，订立春茶开盘价格和各商号头拨春茶收购数量定额。头拨春茶收购完后，二拨春茶以及二水茶、秋茶则不受同业公会控制，可以自由买卖。
在四川及长江流域，永昌祥的沱茶是行业的标杆，它的品质最佳，价格最高，各茶馆都以经营永昌祥沱茶做招徕。
茶人篇
最早在台湾宣传普洱茶的人应该是云南人曹士桂。曹士桂，云南红河州蒙自县鸣鹫镇人，1845年10月，他在北京接受皇帝的任命，被委任为台湾府鹿港理番同知，也就是协助台湾知府管理台湾土著的最高官员。在曹士桂的《宦海日记》中有明确记载，他在道光二十七年，也就是1847年，携带数量未知的普洱茶，作为礼物送给和他有来往的好友和下属。
曹士桂带到台湾的普洱茶主要是两种，一种是五子元茶，一种是普洱（圆）茶。五子元茶单位是筒，普洱茶单位是元。
可见，普洱茶，应该是现在的七子茶，因为个头相对较大，单独拿出来也有一定的面子。而五子元茶，每一元比较小，五个为一筒，送人就整筒地送了。
150年后，台湾人又发现了普洱茶，但这回，普洱茶不只是在上层社会的迎来送往中出现，而是深入到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
李拂一先生是我们和遥远的清朝、普洱茶的过去、金三角那个混沌的时代的时空连接点。他是大清边疆最后的见证人，是勐海普洱茶雄起的缔造者，云南合作事业的实践者，是金三角这个边境怪胎的助产士，是勐海茶厂主任，是企业家、政客、学者、民族文化的传播者……我们所推崇的普洱老茶，有很多就是经他手运到缅甸、泰国的。有他在，我们的茶喝得很真实，普洱茶的历史也很鲜活。
李拂一先生祖籍广西，在云南普洱出生。其实，拂一并不是李先生的名，他原名李承阳，字复一，拂一是他的笔名。后来，因笔名用得多，他便以笔名行世，各种登记表上也用笔名，真名反倒被人们忘记了。
由于长年生活在茶区，又亲自经营茶叶，李拂一对整个西双版纳的茶叶非常熟悉，因此，他在1933年出版《车里》一书里，专节对版纳的茶业作了介绍，并在他担任主笔的南京《新亚细亚》杂志撰写了《西藏与车里之茶叶贸易》一文。1938年，李拂一受省政府委托，去泰国、越南侦察日本人的动向，在回昆明汇报的时候，他顺便写就《佛海茶业概况》《暹程记略》二文，《佛海茶业概况》对佛海——包括从佛海出境的车里（今景洪市）以及南峤（今勐海县）等地的茶业从产量、质量、制法、包装、运输、价格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
1938年12月，由中国茶叶公司和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合办的云南中国茶叶公司在昆明成立。公司为了发展边疆的茶叶，支援抗战，决定在顺宁（今凤庆）、佛海（今勐海）建立两座现代化的制茶厂，两厂目标相同，均为年产红绿茶5000标准箱。在决定佛海茶厂的厂长人选时，颇费周折，最终还是决定由范和钧担此重任。
1939年3月，受云南中国茶叶公司之邀，范和钧经香港、云南抵达昆明。公司委派他去蛮荒之地佛海，调查民情，筹建佛海茶厂。范和钧边调查边地民情、茶情、商情，边招工，同时征地盖房，制造各种半机械制茶设备。
1940年，佛海茶厂生产红绿茶132担。以服务社会名义试制藏销紧茶1000担。
此时，范和钧发现，佛海生产量最大的是蘑菇头形状的藏销紧茶，把紧茶管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将工作的重点从红茶转移到普洱茶。
1942年11月，除三个员工在佛海茶厂留守外，范和钧带着茶厂的大部分员工经思茅撤回昆明。机器、厂房留在勐海，留守人员刀国栋、周光泽等每年还少量制作茶叶，维持开销，直到1950年被解放军接管。
茶事篇
明清时期，云南茶叶主产区在现西双版纳勐腊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六大茶山一带。那时的交通非常原始，最快的是马驮，慢一点的是人背和牛驮。19世纪末的法国探险家们曾经用一幅铜版画完整地描绘了这种运输方式。
19世纪的后期，那些靠近繁华城镇的河流上，往往由官府出面，修建了漂亮的桥梁。比如临安府（今建水）临安河上，就修建了数十孔的长长的多孔桥，可以防范特大面积的洪水。1867年12月1日，加内探险队的法国探险家们路过这里，赞叹不已，他们不但用素描记录了它，还绘制成铜版画，使我们今天还能对图兴叹，赞美那时的工艺和审美。
然而，荒郊野外的茶路上，这种能展现政绩的工程就少之又少了。那些富可敌国的巨商们，既为了自己，也为同胞着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造桥运动。在当时，对于较大的江河，由于材料和工艺的限制，他们无法建造固定大桥，他们就建造铁索桥。
老昆明的茶馆
昆明茶馆起自何时，这是个谜。清初，一些打官司的人经常汇聚于昆明县衙门（今圆通街街口）门口，等待传讯和判决，这催生了有记载的最早的茶馆。
老昆明的茶馆受四川影响比较大，茶馆工人为帮工、堂倌或幺师，他们的伙食住宿由店家提供。茶馆每天营业，遇节假日也不休息。茶馆内也有分工，比如茶园，以唱戏为主，卖茶水的收入只占很小一部分。
那时昆明茶馆之所以兴旺，与昆明人的慵懒悠闲有关，与那时的生活条件限制有关。1950年以后，这种老茶馆还维持了很多年，但渐渐就没落了。
(责任编辑：茶小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