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许多时候是一本陈年烂账，许多东西死无对证，对于唐代之前的云南茶叶而言，更是茫不可考。一些写云南茶史的文章，引经据典，将云南可考证的种茶史上溯到3000多年前，言必称“商周之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文的观点是，云南茶叶的信史只能从唐代算起，因为唐人樊绰将云南茶写进了《蛮书》，其是云南茶见诸于史籍最早最确切最可靠的记载。在唐代之前，也有一些典籍提到了西南地区的茶叶，但没有特指云南。我们可是假设说的是云南，但缺乏确凿的证据，只能算一种学术探讨之设想。
按照茶界的主流观点，云南茶产业始于商周，云南的濮人率先发现、驯化与利用野生茶树。“濮人种茶”作为一种假说，有其巨大的学术价值。由于唐代之前缺乏确凿的文字记载，无疑让这种假说含金量大为降低。本文尝试从社会经济发展、民族迁徙与融合等角度，来破解云南唐代以前濮人种茶之谜，以及云南三千年来茶叶种植文明是如何演变进化的。当然文章的主观推想成分多，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唐代之前的云南茶叶茫不可考
一提到云南茶叶，许多人会引经据典，罗列出一些唐代以前的典籍关于云南茶叶的记载。主要有以下这些：
1、巴国贡献茶，跟滇东北种茶的关系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钢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
质疑：这是巴志，说的是古代巴国之事。巴国的地理范围跟云南关系不大，勉强可以联系的是“西至僰道”。僰道是今宜宾，宜宾的旁边是云南的昭通。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滇东北的昭通，有可能属于巴国的势力范围。但这只是假设，说明存在一种可能，但不能作为确切的证据。巴王作为诸侯国君，理所当然要向周武王上贡。《巴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份贡品清单：五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鴙、黄润鲜粉。贡品中有“茶”，但我们只能说有可能茶产自云南的滇东北。
2、武王伐纣的濮国是不是云南濮人？
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率南方八个小国讨伐纣王。八国即庸、蜀、羌、鬓、微、卢、彭、濮八个部族国。一些介绍云南茶叶历史的文章，于是发挥想象：其中鬓族濮族均祖居云南，鬓族分布在今牟定县，濮族分布面广，周秦时期称为百濮，其后裔分支很多，历代称呼为朴子、朴子蛮、布朗；蒲蛮、哈瓦、德昂、崩龙等。
质疑：其实在中国古代，濮人分布很广。商周时，分布在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后散居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与百越杂处。
今天，历史学家对百濮族人的历史演变结果有三种流派：①战国以后演变为百越，发展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民族；②百濮与百越是两个不同的族体，元朝以后称蒲人，再后发展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各民族；③前期之百濮与百越有密切关系，后期即为孟高棉语族各民族。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濮族人，主要居住于今云南、贵州、四川至江汉流域以西一带，是今天操持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彝族、哈尼族与土家族，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苗族，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布朗族，南亚语系·佤德昂语支的佤族和德昂族，汉藏语系·语族语支至今未定的仡佬族，以及部分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傣族（泰族）、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侗族等诸多少数民族的先民之一。
由此可见，濮人分布极广，参加武王伐纣的濮人不一定来自云南，而且濮人的族属非常复杂，至今没有定论。濮人不但是今云南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的祖先，也可能是彝族、哈尼族、土家族、侗族等的祖先，因为历史上民族融合，百越、百濮、氐羌存在相互融合之现象。比如彝族，不但是氐羌的后人，也包含着不少的百濮成分。）
3、产茶的汉代平夷县不是今天的云南富源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平夷县，郡治有珧津、安乐水，山出茶、蜜”的记载。据吴觉农《茶经述评》载：“平夷县约当今云南富源县地。”
质疑：这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云南富源叫平夷县，是在清顺治十四年。汉代的平夷县在今贵州毕节。且看历史真实记载：
古平夷，今贵州毕节。公元前111年置平夷县，治所在今毕节七星关区，隶牂柯郡。晋建兴元年（313）置平夷郡，平夷县为郡治，东晋文帝时改为平蛮郡、平蛮县。
富源，周秦时，属滇国。两汉时，属益州宛温县。两晋南北朝时，属宁州。隋朝，属益州开边县。唐朝，属盘州。南诏和大理国时，为摩弥部。元朝时，在境内北部设罗山县，属曲靖宣抚司。明洪武二十三年，废罗山县，新置平彝县卫，南部仍为亦佐县。清初，平彝县卫属云南都司、亦佐县属曲靖军民府。清顺治十四年，废亦佐县为平夷县。康熙三十四年，以平彝废卫、亦佐废县，建平彝县，属曲靖军民府。1954年，改称富源县至今。
4、“南中茶子”并没有特指云南所产
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粟、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
质疑：南中系东汉末时对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文章说茶子产于南中，但没有具体说产自南中哪里。我们只能假设，既然提到南中，很可能作者的本意包括云南。
由于唐之前没有确凿的文献记载云南产茶，所以云南茶产业的信史只能从唐代算起。唐人樊绰的《蛮书》写道：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
这被视为云南茶见诸于史籍最早最确切最可靠的记载！
二、逃离金沙江，古哀牢国隐藏濮人种茶秘密
要搞清楚云南三千年来茶叶种植加工与贸易传播路径，首先要解决哀牢国的族属问题，百濮、百越是怎么一回事，乌蛮、白蛮是怎么一回事，彝族是怎么一回事，而不是笼统地说濮人种茶，或者乌蛮种茶。
为什么哀牢国如此重要？是因为其地跟如今的云南茶叶主产区版纳、临沧、普洱、保山、大理、德宏等地重合。而且哀牢国的北部以氐羌为主，中部南部以濮越为主，正好与濮人种茶暗合。从地域与所居民族来看，古哀牢国无疑隐藏着濮人种茶的密码。
先说哀牢国的族属问题。两汉突然冒出来一个哀牢国，汉武帝之前的历史不可考。有人说哀牢国是氐羌系的国家，有人说是濮人建立的国家，有人说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其实哀牢国并不是一个集权国家，而是部落酋长国，也就是几十个部落的联盟，部落叫小王，哀牢王是几十个小王（77王）的总王。哀牢的原住民以濮人（布朗、佤、德昂先民）、越人（傣族先民）为主，后来氐羌从北边南下，到了汉朝，形成北边是氐羌，南边是濮越的格局。哀牢王很可能是傣族先民。其实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傣族的祖先曾经住在金沙江流域，乃至洱海、滇池一带，由于氐羌南下，濮越退到永昌一带，洱海与滇池成为氐羌人的势力范围。
我们再来说百濮、百越是怎么一回事。百言其多也。中国古代写史书的人，没有兴趣搞清楚边地的少数民族有哪些，经常笼统地说，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百越、百濮其实是一种偷懒的说法，把南方几百种部族简单化说成百濮、百越。而且最搞笑的是，濮、越可以通用，也就是同一个民族，一下叫濮，另一下又叫越。所以有现代学者主张濮越是一回事。
如同百越横跨几千公里，从江浙一直到越南都是百越，而且云南、缅甸的交界处还有滇越。百濮也是横垮几千里，汉水流域有濮人，巴蜀大地有濮人，云南还是有濮人，贵州北部也有濮人。许多地方的濮人，在文献记载中，一下记成濮人，一下记成越人。
由于古人偷懒，我们现在很难搞清楚百濮、百越究竟包括哪些民族。但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傣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去溯源，根据这些民族的传说，都是说从北边南迁，也就是打仗打败了，从故土南逃，而且是在南逃途中，发现与利用野生茶树。传说中的故土在金沙江流域、洱海与滇池，沿着澜沧江、怒江两条江南逃，这两条江其实就是云南茶树种植的核心区，也是野生茶树的主要分布区。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这样就可以大胆假设，以前住在古蜀国南边，深受古蜀文化、印度文化影响的布朗、佤、德昂与傣族先民，在两千多年前受两件事影响而南逃，一是氐羌人南下，二是秦王国灭古蜀国，造成民族大迁徙，其离开金沙江、滇池、洱海一带，在保山、大理南部、临沧、版纳、德宏与普洱，甚至缅北一带建立哀牢国。由于他们有巴蜀文化及古滇国的农耕文化底子，于是大幅度提升驯化野生茶树的水平。这是云南茶叶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第二缕曙光，是两汉及诸葛亮开发永昌郡带来的。
三、茶出银生，乌蛮种茶的兴起
我们再来说乌蛮、白蛮是怎么一回事。前文说到布朗、傣、佤、德昂先民离开故土南迁。其故土的洱海一带成为昆明人的天下，昆明人显然是氐羌系。但滇池一带比较复杂，濮越没有全部南迁，留下许多濮越人，而氐羌系南下滇池，称为叟人，还有古蜀人（还有一种说法叟人即蜀人），在蜀国被秦灭了，也南逃滇池。故滇池一带的民族成份非常复杂，是濮越氐羌与蜀人的综合体，还有楚人庄蹻王滇，这就体现了杂交文化的优势，这就是战国到西汉，古滇国的青铜文化那么发达的原因。
两汉以降，直到唐代，我们可以哀牢山、元江为界，以南，是南逃的傣、布朗、佤、德昂先民的势力范围，以北为昆明人、叟人、楚人、蜀人、汉人，以及没南迁的濮越人的势力范围。哀牢山、元江北边的这些民族，从汉武帝征服西南夷开始，进行民族大融合，到了南北朝隋唐，形成乌蛮与白蛮两大集团。
唐代人说的乌蛮、白蛮，不是具体指哪个民族，而是汉化程度高的叫白蛮，汉化程度低的叫乌蛮。
而且乌蛮、白蛮是多民族大融合后形成的，里面有氐羌、汉、濮越、蜀、楚多种成分，但总体来说，白蛮以氐羌、傣族、汉文化的融合为主，乌蛮保留的原生态氐羌文化更多些，并融入一些濮人文化。
最后我们来说下彝族。彝族，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建国初期将若干个区别较大的民族，拼成一个彝族。从大的方面来说，彝族是氐羌、古蜀人、濮人的杂交融合体，以氐羌为主。彝族有三个源头，一是云南的禄劝、东川、昭通葡萄井一带的六祖分支体系，二是永昌郡源头，三是四川大凉山源头。
为什么要提乌蛮、白蛮与彝族，是因为南诏国时期，继濮人种茶之后，乌蛮系民族也纷纷种茶，比如如今的彝族、哈尼族的先民开始种茶。但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乌蛮民族中包含有大量的濮人成分。因为氐羌系的乌蛮诸族在势力扩张时，将许多濮人部落征服，大量濮人融入到乌蛮中。也就是乌蛮以氐羌血统为主，南下途中，在四川融合有古蜀人、濮人血统，到了云南融合有濮人血统。
乌蛮种茶，是继承濮人的衣钵，而且乌蛮包含有非常重的濮人血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南诏国时期，乌蛮主要居住在哀牢山、元江以北。哀牢山、元江以南主要是濮越居住。而云南茶叶主产区主要是在哀牢山以南，也就是南诏国云南种茶的主体民族还是濮人。不过这时已经有一些乌蛮系民族，越过哀牢山、红河南下，比如哈尼族的先民南迁到景东。唐代的景东是南诏银生府驻地，同时也是《蛮书》记载的“茶出银生”所在地。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茶出银生城界诸山”。银生城，有两种说法，一在版纳，二在景东。在景东的说法是主流。本文即采用银生城在景东的说法。“城界诸山”，意味着茶山离银生城不远，很可能在今天的景东、南涧一带。唐代的景东境内，居住昔扑（濮人）、和泥（哈尼族先民），后来南边的傣族势力北扩，景东在南诏末期被傣族征服。这表明在景东种茶的很可能是濮人（昔扑）与乌蛮（和泥）。也意味着，从唐代开始，云南种茶的民族越来越多，不再是濮人的专利。南诏国时期，云南种茶还是以濮人为主，但乌蛮种茶已经兴起。
二是“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这剧透了蒙舍蛮的饮茶方式。南诏国发源于蒙舍，即今天的巍山一带。蒙舍蛮，其实是指代南诏统治中心地区的国民，也就是说南诏的老百姓煎煮茶叶，要加一些东西跟茶叶一起煮来喝。这里不能将蒙舍蛮当成真正种茶的濮人与乌蛮，因为文字只提到他们怎样喝茶，而没有提到他们种茶、制茶。也就是，南诏国的濮人与乌蛮种茶制茶（散收，无采造法），而其统治中心地区的国民（蒙舍蛮）喝茶（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而且不能将蒙舍蛮狭隘地理解成巍山的“乌蛮别种”。因为蒙舍蛮这个“乌蛮别种”从巍山出发，征服了其他“五诏”，并建立了强大的南诏国，蒙舍蛮很多场合成为了南诏国的代名词。
虽然茶出银生，乌蛮已经开始种茶。但在唐代，还是以濮人种茶为主。在唐代，越过哀牢山、元江，迁居澜沧江中下游的乌蛮人还不是很多。
到了元代以后，迁往澜沧江中下游、怒江中游的乌蛮人越来越多，这些人中许多都种茶。宋元时期，哈尼族、彝族、拉祜族，与布朗族、佤族、德昂族一起成为种茶的主体民族。
明代以后，汉族也成为了种茶的主力之一。苗族、瑶族也从贵州迁到产茶的云南南部、西南部，其中也有许多人种茶。至于傣族，其跟布朗族的种茶历史一样悠久，因为濮越民族几千年大杂居，作为百越人的傣族肯定很早就受了濮人的影响，也种茶。只是傣族多住在坝区，种水稻为主，不以山区作物——茶叶为重点。而傣族的近亲壮族，也有一些在文山与红河种茶。
这样一来，云南的民族中，布朗族、佤族、德昂族、拉祜族、基诺族普遍种茶，彝族、哈尼族、景颇族、汉族种茶的也多，苗族、瑶族、傈僳族等也有一些种茶。
四、古蜀国与濮人南迁带来茶叶种植文明
前文说到，春秋战国时期，原住金沙江流域，滇池、洱海一带的傣、布朗、佤、德昂先民南迁到临沧、版纳、保山、德宏、普洱一带，建立哀牢王国。那在他们南迁之前，怒江、澜沧江中下游流域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是布朗、佤、德昂先民的亲戚——讲南亚语系的孟高棉族群。
孟人、高棉人是东南亚、云南的原住民，也曾经是东南亚势力最大的民族集团。商周时期，孟高棉族系的人，北扩到金沙江，与古蜀国文化融合，成为百濮族群的一部分，这些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孟高棉人，就是当今布朗、佤、德昂的先民。后来，他们与傣族先民一起沿澜沧江、怒江南迁，其实也是征服当地土著的过程。这些土著跟布朗、佤、德昂先民一样，也是孟高棉族群，只是未受古蜀国影响，因为他们是临沧、版纳与普洱的土著，故被称为“本人”，也就是本地人的意思。这就是在普洱茶的核心产区，我们会经常遇见“本人”一词的原因。
我们现在对东南亚、云南曾经势力最大的孟高棉族群做一个小结。孟高棉人是一南一北最为发达，中间最为落后。南边的柬埔寨、泰国南部、缅甸南部是印度文明的传播范围，土著文化跟南印巴利语文化接触，催生了灿烂的高棉文化（柬埔寨）、孟人文化（缅甸南部），合称孟高棉文化。北部受巴蜀、古滇国文化的影响，成为中国百濮族群的一部分。在南北之间，由于远离巴蜀与印度这两个区域文化中心，是最落后的一部分。布朗、佤、德昂、傣的先民南下，就是先进的外地人征服落后的本地人之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南一北落后的中间部分，也有少数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主要位于古代交通要道两侧附近，比如繁华的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沿线，但难掩大部分地区落后之事实。
把濮越与孟高棉梳理清楚了，就可以对茶树驯化种植史进行分期。
分期的依据是先进的巴蜀茶叶种植文明南下，改造提升云南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落后的茶种与野生茶驯化技术。其让云南茶叶种植由蒙昧走向了文明——濮人种茶。
而汉武帝征服西南夷，东汉初年的哀牢国归汉，成立永昌郡，诸葛亮治理南中，大开中原先进农耕文化涌入之门，则大幅度提升了濮人种茶的水平。继而是唐宋时期乌蛮种茶的兴起，以及明清时期汉人也成为云南种茶的主力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中原茶文化对云南的影响，主要来自江南。也就是说，在明代以前，云南的茶叶种植加工主要受巴蜀先进的农耕文化的影响，明代以后主要受江南农耕文化的影响。民国直到现代，是以西方为师，学习现代种茶体系。
云南茶树驯化史：从以巴蜀为师到江南的影响
云南茶树驯化种植史分期如下：
1、濮人种茶时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从哀牢国到永昌郡）
在三千年前的商周时期，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中北部及印度东北部都在驯化与利用野生茶树，其中水平最高的是巴人蜀人，其次是云南金沙江流域一带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濮越族群，最落后的是云南西南部、东南亚中北部的孟高棉族群，因为他们远离巴蜀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传播区域，原始农业很难让驯化野生茶树有质的飞跃。很有可能，野生茶变为栽培型茶树的关键一环，是由古巴蜀人、古濮越人完成的。后来居住在蜀国南方边地的古濮越人南迁，将先进的茶种与驯化野生茶技术带到澜沧江中下游、怒江中游一带，让云南茶产业的主产区进入了濮人种茶时期。
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金沙江流域、滇池、洱海先进的濮人从春秋、战国起，南迁到保山、德宏、大理南部、临沧、普洱、版纳一带，建立哀牢国，初步提升了当地的茶叶驯化种植水平。二是两汉、三国、魏晋，哀牢国故地纳入永昌郡管辖，濮人种茶进入了永昌郡时期，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水平进一步提升。
2、茶出银生时期（唐宋元：濮人、乌蛮成为云南种茶两大主体民族）
唐代的南诏国时期，云南种茶以濮人为主，但越过哀牢山南下澜沧江、怒江流域的一些乌蛮人已经开始种茶，这标志着乌蛮种茶的兴起。到了宋代的大理国，乃至元朝，越来越多的乌蛮南下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意味着濮人与乌蛮成为云南两个主要的种茶民族。
3、江南茶文化传播时期（明清：继濮人、乌蛮之后，汉人成为种茶的主力之一）
明代以来，江南的汉人纷纷进入云南，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这标志着云南茶叶的种植文明由学习巴蜀，转向了学习江南先进的茶叶种植技术之时期。
4、现代茶文化传播时期（民国、新中国：现代茶产业传入并逐渐主导云南茶叶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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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茶小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