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一切最好最美的东西皆献帝王享用。茶是清俭的东西，当民间开始饮用时，宫廷虽偶尔为之，但还没有十分重视。唐代已有贡茶，故卢全诗云：“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陆羽也谈到过王公贵族之家饮茶必二十四器皆备，而且要金玉具器的情况。从唐代出土的茶具看已相当豪华，贵族尚如此，皇室自然更胜一筹。不过，总的来说，唐代的宫廷虽有饮茶习惯，从文化意义上并未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唐朝是文人，隐士，僧人领导茶文化的时代，宋朝则不然，由于自五代起，和凝等宰辅之流即好饮茶，宋朝一建立便在宫廷兴起饮茶风尚。宋太祖赵匡胤便有饮茶癖好，因而开辟宫廷饮茶的新时期。历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以致宋徽宗还亲自作《大观茶论》。这时，茶文化已成为整个宫廷文化的组成部分，皇帝饮茶自然要显示自己高于一切的至尊地位，于是贡茶花样翻新，频出绝品，使茶品本身成为一种特殊艺术。宋人的龙团凤饼之类精而又精，以至每片团茶可达数十万钱，可以想见，这种茶的玩赏，心理作用早已大大超出它的实际使用价值。它虽不能看做中国茶文化的主流和方向，但上之所倡，下必效仿，遂引起茶艺本身的一系列改革，因而也不能完全否定。
饮茶成为宫廷日常生活的内容，考虑全国大事的皇帝，官员很自然地将之用朝仪，自此茶在国家礼仪中被纳入规范。至于祭神灵，宗庙，更为必备之物。唐代茶人大体勾画出了茶文化的轮廓，各阶层茶文化需要各层人土进一步创造。宋朝可以说是茶文化的形成时期。宋代团茶历南北宋，辽，金，元几代，直到明代方废，领导茶的潮流长达四五百年，不能说宋代宫廷对茶文化没起作用。关于宋代宫延茶文化的具体情况，在第三编还要分论，此处仅就其发展过程概述一二，这便要从北苑建茶和“前丁后蔡”等贡茶使君说起。
宋代贡茶从南唐北苑开始。北苑在南唐属建州。其地山水奇秀，多寺院名胜，又产好茶，故自南唐便为造茶之地。《东溪试茶录》载：“旧记建安都官储三十有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所苦。我朝自建隆以来，环北苑近熔，岁取上贡，外熔具还民间而裁税之。”可见，北苑原是南唐贡茶产地。唐代的饼茶较粗糙，中间做眼以穿茶饼，看起来也不太雅观，所以南唐开始制作去掉穿眼的饼茶，并附以腊面，使之光泽悦目，宋开宝年间下南唐，特别嗜茶的宋太祖一眼便看中这个地方，定为专制贡茶之地，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3年）年初，朝廷开始派贡茶使到北苑督造团茶。为区别于民间所用，特颁制龙凤图案的模型，自此有了龙团，凤饼。宋朝尚白茶，到太宗至道年间又制石乳，的乳、白乳等品目。不过，宋代龙凤团茶所以被格外艺术化并留名于后世，还是因为有了丁谓，蔡襄这两个懂得茶学、茶艺的贡茶使君。
丁谓，字谓之，苏州长州人。为人智敏，善谈笑，尤喜诗，于图画，棋奕，音律无所不通。好佛教，慕道士，曾为朝廷营造宫观及督山陵修建之事。可见，丁谓有一般茶人应有的文化修养。但其人狡黠，“好媚上”，用现代话说是个马屁精，所以并无茶人高洁的品质。正是这样一个既像茶人，又不像茶人的贡茶官，才能造出奇巧的“茶玩意儿”。太宗淳化年间，丁谓为福建采访使，大造龙团以为贡品。真宗时，丁谓又掌闽茶，并撰《茶图》，详细介绍建茶采造情形。因此世人皆知建茶之精。
蔡襄，字君谟，同样是个能文能诗的人，还是书法家，为当时书家第一。但人品与丁谓恰相反。丁谓爱顺着皇帝的意思说好话，蔡衰却专爱挑皇上老儿的毛病，他曾为谏官，并进直史馆，丁谓专建议皇帝多花钱，什么封禅修陵之事，皇上还怕没钱，丁谓总能搜刮得足够钱财，满足皇帝奢好。蔡襄则专劝皇帝节俭，为翰林学士，三司使，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力制用。丁谓慕佛、道，但并非去悟禅理、明道德，而是搞巫蛊之事。蔡襄不大信天命说“灾害之事，皆由人事”，劝皇帝多做好事，他两次知福州，曾开海塘，溉民田，减赋税，修提岸，植松柏七百里以护道路，阅人为之刻碑纪德。蔡与朋友交重信义，朋友有丧，断酒肉而临位痛苦。范仲淹等四人因受循被贬他作《四贤一不肖诗》，不仅宋人流传，而且辽朝都敬佩。韩琦，范仲淹进用，他向皇帝进贺。其气质、品德很像“茶圣”陆羽。所以，虽有“前丁后蔡”之说，丁谓只算得上茶官，蔡襄才是真正的茶人，并深得饮茶要旨。他曾作《茶录》，分上下篇。上篇专论茶，正式提出色，香、味需并佳，指出饼茶以珍膏油面，于色不利：饼茶人龙脑，夺其清香；茶无好水则好茶亦难得正味。所以，他所介绍的并不是朝廷的龙团凤饼，而是建安民间试茶的工夫。下篇论茶器，专讲煮水、点茶的器皿，特别强调茶碗色泽应与茶汤色泽协调。人们只知蔡襄为小龙团的创始人，以为与丁谓一样只知奇巧，其实正是蔡襄对宋代团茶制法提出许多相反的看法。
龙团、凤饼与一般茶叶制品不同，它把茶本身艺术化。制造这种茶有专门模型，刻有龙凤图案。压入模型称“制銙”，銙有方形、有花銙，有大龙銙、小龙銙等许多名目。制造这些茶程序极为复杂，采摘茶叶需在谷雨前，且要在清晨不见朝日。然后精心拣取，再经蒸，榨，又研成茶末，最后制茶成饼，过黄焙乾，使色泽光莹。制好的茶分为十纲，精心包装，然后入贡。《乾淳岁时记》载：“仲春上句，福建酒司第一纲茶，名北苑试新，方寸小銙，进御只百辆，护以黄罗软渣，藉以青弱，裹以黄罗夹袱，巨封朱印，外用朱漆小盒镀金镜，又以细竹丝织复贮之，凡数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銙值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尔。或以一、二赐外邸，则以生线分解，转遗好事，以为奇玩。”这种茶已经不是为饮用，而不过在“吃气派”。欧阳修在朝为官二十余年，才蒙皇帝赐一饼，普通百姓怕连看上一眼都不可能，这种奢靡之风虽不足取，但那精巧的工艺反映了劳动者的智慧，虽不能代表中国茶文化的主流，却也是茶艺中的一种创造。
宋朝贡茶不只龙凤茶，还有所谓京挺的乳，白乳头、金睛面、骨头、次骨等。龙茶供皇帝、亲王，长公主，凤茶供学士，将帅，的乳赐舍人、近臣，白乳供馆阁。
宋朝贡茶数量很大，岁出三十余万斤，凡十品。这给劳动者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而一些官吏却因此而升官加爵，据《高齐诗话》载，宋朝郑可简因贡茶有功，官升福建路转运使，后派其侄去山中催收贡茶，而让其亲子进京献茶，其子因而得高官。于是全家大摆宴席庆贺，郑可筒作联，说“一门侥幸”，而其侄不服，则为下联，说“千里埋冤”，那些为贡茶终日劳苦的百姓更不知有多少冤屈。苏轼曾以唐朝为杨贵妃进荔枝的故事讽谏宋朝茶贡之奢靡，题为《荔枝叹》，诗云：“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出新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苏轼也好茶，是土人茶文化的带头人，据说苏轼与蔡襄斗茶，蔡襄用的自然是著名团茶、上等好水，但比赛的结果却出乎意外，苏轼取得了胜利。看来，蔡襄虽是著名茶人，却难免沾染宫廷风气。
宋代宫廷茶文化的另一种表现是在朝仪中加进了茶礼。如朝延春秋大宴，皇帝面前要设茶床，皇帝出巡，所过之地赐父老绫袍、茶、帛，所过寺观赐僧道茶，帛。皇帝视察国子监，要对学官、学生赐茶，《梦溪笔谈》载，宋代礼部贡院试进士，“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帐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接待北朝契丹使臣，亦赐茶，契丹使者辞行，宴会上有赐茶酒之仪，辞行之日亦设茶床。更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在贵族婚礼中已引入茶仪。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礼志》载：宋代诸王纳妃，称纳彩礼为“敲门”，其礼品除羊、酒、彩帛之类外有“茗百斤”。后来民间订婚行“下茶礼”即由此面来。这样，便使饮茶上升到更高的地位。朝仪中饮茶不同于龙团凤饼，它已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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