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陆羽所著《茶经》（公元780年）有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瓜芦木，出广州，似茶，至苦涩。栟榈，蒲葵之属，其子似茶。胡桃与茶，根皆下孕，兆至瓦砾，苗木上抽。）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木茶”，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槚，苦荼。”扬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荼曰蔎。”郭弘农云：“早取为荼，晚取为茗，或曰荈耳。”）〔1〕
译文：茶是中国南方出产的一种优良木本植物。树高有一尺、两尺甚至几十尺的。在巴山峡川一带，有主干粗到两人才能合抱的茶树，砍掉枝条，才能采到茶叶。茶树的外形似瓜芦木，叶子似栀子，花似白蔷薇，种子似棕榈，蒂似丁香，根似胡桃树。（瓜芦木，出产在广州一带，叶似茶，泡茶喝味道苦涩。棕榈是蒲葵类植物，种子像茶籽。胡桃树和茶树一样，都是根向土壤深处生长，碰到非常硬的土中瓦砾，才撑裂地面向上生长。）从字形和部首来说，茶字有归属草部的，有归属木部的，也有同属于草、木两个部首的。（写成“茶”字的，属于草部，唐代《开元文字音义》中收录了此字；写成“木茶”的，属于木部，收录在唐代《本草》一书中；同属于草和木部的，是“荼”字，《尔雅》予以收录。）茶的名称很多，一为茶，二为槚，三为蔎，四为茗，五为荈。（周公曾说：“槚，指的是苦荼。”西汉的扬雄说：“四川西南部的人们把茶叫作‘蔎’。”东晋的郭璞说：“早采摘的叫茶，晚采摘的叫茗，有的也叫荈。”）
唐朝时，樊绰所著的《蛮书》记录了很多关于云南的历史，其中在《蛮书·云南志·管内物产》（公元863年）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的记载。银生城，即今天的景东县城，城界诸山，即景东城边哀牢山、无量山及其两山余脉。涵盖了今天的普洱、版纳、临沧、玉溪、红河以及老挝、缅甸、越南的部分地区，这便是公认的最早关于普洱茶产区最早的文字记录。
清道光《普洱府志》卷十二记载，“旧传武侯遍历六茶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鋩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置撒袋于慢撒。因此名其山，又莽枝有茶王树，较五山茶树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蜀汉丞相诸葛亮开发西南，使得云南的茶叶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至今，云南仍有茶树乃“武侯遗种”的传说。
元朝有一地名叫“步日部”，由于后来写成汉字，就成了“普耳”(当时“耳”无三点水)。普洱一词首见于此，从此得以正名写入历史。
普洱茶，最早记载为“普茶”，明洪武十六年(1383)，明太祖改“普日”为“普耳”，划归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管辖，后“普耳”改称“普洱”。明人饮普洱茶蔚然成风，明代方志学家谢肇涮著《滇略》中记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清朝为普洱茶的极盛时期，据《普洱府志》记载，“普洱所属六大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十余万人”,可见当时盛况。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风雅人士，都以饮用普洱茶为风潮，更有“冬饮普洱，夏饮龙井”的风俗雅兴。当时，思茅与西双版纳一带为其主要原料生产地区，而普洱与思茅成为加工和集散中心之一。
明清时期，以普洱（现宁洱县）为中心向外辐射六条茶马古道，将普洱茶行销至中国本土、西藏、越南、缅甸、泰国等地，并转运到港澳、东南亚，甚至欧洲。茶叶，成为了连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桥梁。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普洱府正式设立，云南省每年都向请朝廷进贡普洱茶，普洱茶因被定为贡茶而名扬天下。
设普洱府本是为推行改土归流，加强清政府对云南西南边疆的管辖，此时，由于普洱府管辖的扩大，六大茶山正好划进了普洱府管辖区，普洱所产名茶全部进入朝廷，呈于皇帝和王公大臣的案头。皇帝除了自己饮用外，还将普洱茶赠送给功臣和外国使节等。
乾隆时期，普洱茶行销天下，名动海内，成为官府的重要税收来源，据《普洱府志·食货》记载，“洱茶名重天下，每年纳茶六七千驮(每驮60公斤计，合36万-42万公斤)，如山作茶者(指茶商及工匠)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以后，法国、英国先后在普洱设立海关，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远销，普洱茶马古道再次兴旺起来。
参考文献：
〔1〕《茶经》，作者：（唐）陆羽，刘艳春，2016年5月1日，江西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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