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前，曾在安化隐居八年，安化是黑茶故乡，黑茶运销在清代盛极一时，安化最盛时期，茶号多达200多家，产销达20000引之巨(15万担，合8952吨)。他居住的小淹，正好是甘肃引商采购黑茶的中心。崇尚经世致用的左宗棠必定也是有深刻的了解，对茶市情形十分熟悉。
左宗棠后来担任陕甘总督，改革西北茶务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以票代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左宗棠为湖南黑茶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唐代开始，茶叶就属朝廷统销商品，称“榷(que)茶”，按照现代说法是“计划茶”，就像烟草局的香烟专卖。茶引”的最初性质是茶叶的贩运凭证，相当于“卖茶许可证”，当时采用“引茶制”，由茶商向朝廷领取引票，持引至产地收购、制作、运输。引票就是朝廷允准的茶叶购销指标。
在左宗棠整顿茶务之前，西北地区的茶商靠“茶引”购买茶叶。引茶一直延续至清代，茶引制施行以来，也有弊病，造成领引者持引众寡不一，多则十引百引，少则一引，随意性大，给管理工作带来困难，逃税漏税事件不断发生。而且，有茶商为牟取更大利润，将每引正茶100斤减少至80~90斤。
左宗棠看到茶引制弊病积深，不改革不行了，于是效仿原两江总督陶澍在官盐经营上发放盐票的办法，在茶叶经营管理中也实行茶票制度，他上书说：“国家按引收课，东南唯盐，西北唯茶。茶务虽课额甚微，不足与盐务相比，然以引课有无为官私之别，与盐务固无异也。道光年间，两江盐务废驰，先臣陶澍力排众议，于准北奏改盐票，鹾纳顿起，且有溢额;曾国藩克复金陵，犹赖票盐为入款第一大宗，其明验也。盐可改票，茶何不可?……。今拟仿准盐之例，以票代引。”
丝绸之路上的黑黄金
1873年朝廷准奏，“改引为票，曾设南柜。”
当时的具体规定是：每票50引，合茶51.2担(老秤)。承领人至少得领1票，并且必须在陕甘一带有房屋不动产，与此同时，实行同行3家连环保结，属历史上的株连作法，也是合同担保的雏形。清政府规定每票征税银258两，初领时先收100两，将茶运送到兰州入库时，再补缴交其余的158两。在缴纳课税后，可自由经营(杨自舟、董文延、聂丰年：《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
豁免积欠，补贴税金。“豁免积欠课银，停止应征杂捐”(《甘肃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把茶商以前所欠的茶税全部免掉，而且不准再乱收其他杂费。左宗棠经过与湖南巡抚协商，对持有陕甘茶票的茶商运茶过湖南境时，只征收税金2成，其余8成由陕甘都督府补贴，在湖南应解甘肃协饷内划抵。这一措施一举两得，既激发了茶商运销茶叶的积极性，又解决了甘肃协饷历外拖欠的问题。
其后左宗棠再进行一系列的西北茶务整顿，茶销业逐渐复苏。仅兰州地区经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就增至40余家，所发茶票逐年增加，每年经销的茶叶多达数百万斤。1873年试发放835张茶票，被茶商一抢而空;光绪元年(1875年)第一案茶票的发行量达到了1462票，合计4386吨。
左宗棠西北茶务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改茶引为茶票的举措，极大地促进了以安化黑茶为主的湖南黑茶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黑茶边销和出口俄国的贸易问题，也为以后边茶供销政策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由於茶叶生意的繁荣，逐渐衍生了茶庄、“茶票”和中国丝茶银行。1925年，“中国丝茶银行”发行有5元的代茶币，印刷精美，红黄色，镂空花边，4个角印有“伍”字。上面自右至左横印“中国丝茶银行”6字。当中是扁椭圆形的采茶图，左右两旁均竖写“伍圆”字样，外加灰色镂空花边，再在两旁各竖写“天津”两字。“采茶图”下面自右至左横写“凭票即付国币伍圆”8字，再下面自右而左横印“中华民国十四年”7字。
1949年后，随着国家金融体系的建设，用以茶叶交易的“提货凭证”慢慢退出了市场，2012年6月，香港茶票交易中心把茶票这种文化传承下来，同时开创一种茶交易的新模式。“茶票”的复出让沉睡了大半个世纪的“茶票”重新回到在人们的视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