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6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原地区，成为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虽然元朝统治时间不长，生产力总体上也不如宋朝时期，但由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版图，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出现了比较繁荣的态势。而文化方面，在宋词基础上创新的元曲令人耳目一新。当然，作为宋人最爱的茶叶和茶文化，在元朝时期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今天，予言茶事就和大家一起聊聊元朝茶叶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元朝茶叶政治管理制度
宋朝有专门的茶马司，设置榷茶场，专事茶叶贸易管理。到了元朝，基本上承袭了南宋茶叶管理制度，但也根据实际情况做了一定调整。根据《元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6年（公元1269年）曾在四川“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专门管理川蜀之地的茶叶生产和贸易。随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茶户种植和茶叶商人贸易往来的管理，并设榷茶转运司及榷茶提举司，并且与食盐管理一起，成立“四川茶盐转运司”。
公元1276年，元朝灭宋后，曾废除个别茶运司，茶叶管理归“宣慰司”。《元史》“世祖七”中有记:“罢茶运司及营田司，以其事隶本道宣慰司。”1279年，元朝当局除四川监榷茶场使司外，又在江西设立“榷茶运司”。不要小看江西“榷茶运司”，这个官职原本只是地方茶叶专管官员，但随后逐步成为右丞，是响当当的正二品朝廷大员。《元史》“世祖十”记载:“前江西榷茶运使卢世荣为右丞”，由此可见，元朝对于茶叶的的重视程度。
不过，由于元朝统治时间短，且属于草原少数民族对中原汉族的征服，导致政局比较混乱，官职设置也有很大的变动，连续性不强，主要以统治者的喜好为标准。所以，元朝茶叶专管机构的设置，也经历了很多变动，品级忽上忽下，职能忽高忽低。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元史·志》“百官”中可以一窥究竟。
在“百官七”中记载:
“四川茶盐转运司。成都盐井九十五处，散在诸郡山中。至元二年，置兴元四川转运司，专掌煎熬办课之事。八年罢之。十六年，复立转运司。十八年，并入四道宣慰司。十九年，复立陕西四川转运司，通辖诸课程事。二十二年，置四川茶盐运司，秩从三品，使一员，同知、副使、运判各一员，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
《元史·志》第四十三，“食货二”:
“( 至元) 十六年，立江西盐铁茶都转运司，所辖盐使司六，各场立管勾。”
二、元朝茶税茶法经济管理制度
元朝的茶税征收大体上遵循宋朝的制度，《元史》食货二·茶法记载，“元之茶课，由约而博，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同时，其中也表明了茶税茶法的由来，“榷茶始于唐德宗，至宋遂为国赋，额与盐等矣。”茶税在唐朝中后期开始出现，到了宋朝已经成为支撑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税赋来源，与盐税不相上下。
所以，元朝统治者也看到了茶税的厉害之处，对待茶叶生产和贸易保持了相对积极鼓励的态度。元朝前期，茶引制度分为长引和短引两种，不过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和江西“榷茶运司”的设立，开始“遂除长引，专用短引”。根据《元史》记载，草茶每引收钞二两二钱四分，饼茶每引收钞二两四钱五分。
根据《元史》记载，忽必烈至元 13 年( 1276 年) ，实行长引和短引，课税 1200 余锭。至元 14 年，增至 2300 余锭。至元 15 年为 6600 余锭，至元 18 年为 24000 锭，至元 23 年为 40000 锭。元贞元年( 1295 年) 税额为 83000 锭。至大 4 年( 1311 年) 税额为 171331 锭。皇庆 2 年( 1313 年) 税额为 192866 锭。延祐 5 年( 1318 年) ，仅仅江西税额为 250000 锭，延祐 7 年时增加至 289211 锭。
《元史》中关于茶税的记载并不完全，但结合现有数据，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一点门道来。一方面，因战乱而导致跌入低谷的茶叶种植生产，伴随着政局的稳定而得以逐渐恢复。因为，我们看到，从忽必烈时期开始，一直到元朝后期，茶叶的征税数额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如果茶叶种植生产没能有效恢复和进一步扩大的话，茶税也不可能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由于元朝统治者出身草原，游牧民族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掌控能力不足，加之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使得当时的统治者采取的管理政策，对汉人是非常残酷的。元朝将国民分成四等，广大种植茶叶区域的汉人都属于最低等的南人。所以，元朝对茶农茶商的压榨十分残酷，茶农的生存状况极其悲苦。所以，到了元朝后期，茶叶开始进入又一个低谷阶段，因为税赋太重导致茶农种植户的积极性遭受极大打击，种茶不够交税，所以不如不种。
到了公元1318年，即元延祐5年，《元史》记载江西茶运司征收茶税的情况:“癸未，敕江西茶运司岁课以二十五万锭为额。敕大永福寺创殿，安奉顺宗皇帝御容。”这一阶段，元朝统治者对茶税的征收数额巨大，令茶农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所以，官府不得不“遣官同江西、江浙省整治茶、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