勐海茶的第一次兴起是在清末民国，普洱茶南洋通道的开辟，将勐海茶带入黄金时代。1940年代日寇犯边，这一通道已经废弛，而解放后虽然香港人民钟爱菊花普洱，但大陆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普洱茶只能通过中茶公司这一狭窄的通道与香港对接。这样一来，勐海茶厂只沦为生产车间，而不能参与到海外蓬勃发展的普洱茶运动中去，勐海茶从而陷入空前的尴尬之中，面对大陆市场，被绿茶边缘化；面对海外市场，被消费市场边缘化。勐海茶由此沦为守着金山要饭的花子，一直到普洱茶的价值再度被港台人突然发现，掀起了一场越陈越香的茶叶革命，勐海县的茶山资源影响力被放大，才把勐海茶从苦海中打捞出来，供在普洱茶的神坛上，勐海也因之再次成为普洱茶的圣地，成为普洱茶产地话语权的中心。
现在做普洱茶的言必称勐海，殊不知10年前的勐海茶还是低档茶叶的代名词。在滇西南最大的毛茶交易市场——思茅五一停车场内，一车车的毛茶拉进市场，茶商们忙着看茶样砍价，思茅、景洪一带产的烘青茶，一芽二叶的可以给到15元一公斤，一芽一叶的可以给到30元一公斤，勐海产的茶呢，绝大多数七八元一公斤。滇西南茶区形成了茶叶经济“比较优势”：景洪、思茅的茶园大都为九十年代以来新开垦茶园，按照高产茶园的标准建设，种植的很多都是卖相很好的云抗10号，加上严格按照收鲜等级标准采摘，加工设备先进而且制作得法，这样一来这两个地方生产的绿茶，条索整齐、香气高扬、叶子翠绿、芽头白亮，深受甘肃与浙江茶商的追捧，他们纷纷坐镇思茅收茶，思茅也因此成了云南的“名优绿茶之乡”；而勐海的茶叶反其道而行之，不以卖相取胜，而靠低价来生存，跟思茅、景洪的茶叶形成错位竞争。当时，茶商们的“勐海共识”是，勐海民族多，很多地方穷，人也很懒，不会种茶、不会采茶，更不会制茶，这样生产的茶叶肯定是上不了台面的，只能是低劣茶叶的代表。
关于勐海茶山的封闭与落后有个经典案例——布朗山曾经是扶贫失败的全国典型，被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据某报称，上世纪90年代初，勐海县乡镇企业局等单位帮助曼囡布朗族寨种植了80亩橡胶，幼苗成活率高。不料移交给寨里管理后，仅一年就被野外放养的牛踩毁过半。村干部却跑到该局报告：“你们种的橡胶没人管，被牛踩死了。”弄得接待他的干部哭笑不得。最后，80亩橡胶仅剩下80多株（约３亩）。还有一年，布朗山部分山寨遭旱灾，旱稻缺肥虚弱，农业部门拉了两车化肥到该乡（布朗山乡）分发给受灾的布朗族农民施用。有的农民却嫌麻烦，化肥背到半路就倒掉了，觉得编织袋还结实、漂亮，就提个空袋回家。
布朗山是闭塞、落后的勐海县的一个缩影，布朗山本身就是一个大茶山，布朗族在山里种了上千年的茶，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古老的茶山被内地蓬勃发展的茶叶经济日益边缘化，甚至被邻近的景洪、思茅远远抛在后面，变得日益固步自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然，除了当地人的意识问题外，种茶不找钱，也严重制约了人们对茶园的投入，从而陷入了低投入带来的恶性循环——投入不足，导致收入低，因收入太低更不愿意投入。当时，勐海很多古老茶山的现实是，大面积的茶园被大面积抛荒，得不到有效管理，采摘不按级别采摘，加工用大铁锅杀青，制程简单粗糙，没有体现现代制茶工艺精工制作的特点，这样生产出来的茶叶如何在市场上建立竞争力？勐海茶沦为低档茶的代名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按照绿茶的标准，可能勐海的茶叶永远没有出路，其辉煌将定格在1930年代。1930年代的勐海，因普洱茶的种植、加工与贸易重心由思茅、易武一代转移到勐海，通过英属缅甸，普洱茶源源不断销往南洋，从而开创了普洱茶继满清后的民国第二春，勐海也因活跃的茶叶贸易而被称为“茶叶城”。1940年代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断送了勐海茶在未来数十年的前途，一件是日军入侵中南半岛，普洱茶的南下通道彻底断绝，另一件是中茶公司入滇事件。中茶作为四大家族控股企业，在觊觎勐海茶叶经济带来的巨大财富、欲从云南地方实力派嘴里夺食的同时，决定弱化普洱茶的生产，大力发展代表时代主流的红茶、绿茶，从这时开始普洱茶就逐渐淡出了云南人民的视野，仅作为能换取宝贵外汇的特种茶安排数家茶厂定点生产。习惯于普洱茶路径的勐海茶，在云南茶叶绿茶化、红茶化的狂飙突进中日渐沉沦，虽然有80年代南糯白毫、云海白毫的崛起，大规模的开垦茶园运动使得勐海成为云南茶叶种植面积最大县等短暂辉煌，但最终还是被景洪大渡岗、思茅龙生公司与江城牛落河茶场等代表时代发展潮流的新生代在1990年代轻松超越，勐海茶也因此彻底一蹶不振，成为了市场的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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