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北京故宫整理茶叶库房的时候，清点出一大批没有消耗的清宫贡茶2吨之多。当昔日名山绿茶都已多数炭化，却唯独有一种团茶“不霉不坏，保存完好”，它们“大者如西瓜，小的如网球、兵乓球状，茶色褐黑”。
这些就是数百年前，由滇南山民一路人背马驮，从古六大茶山深山运抵思茅厅，再汇总于普洱府，随后进入昆明，最后一路北上进京的普洱贡茶之一种（当时清点出的有金瓜贡茶、女儿茶、茶膏等不同品类，此为金瓜贡茶）。20世纪60年代，因茶叶减产，内销市场供应不足，于是这批故宫普洱团茶，最后都被打碎筛细，拼入散茶卖掉了。
今天，在网罗奇珍、国宝汇聚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剩能供后人追忆的普洱贡茶藏品已经不多。但这为数不多的几件绝世珍品茶上，所凝结的那一百多年的贡茶史，以及这一百多年对于后世今人、对整个普洱茶发展史的影响，早已经渗透在普洱世界如网密布的“毛细血管“里。
1、一场影响深远的“普洱茶变革”
关于云南茶的历代记载，唐朝樊绰的《蛮书》写遥“散收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宋朝的《续博物志》一书也有相似记录。一直到了明朝《滇略》中，作者谢肇淛的记录依然是：“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沦作草气，差胜饮水耳。”（普茶，即普洱茶也，普洱茶的名称首次开始见诸史料。）
总而言之，釆制之法不得要领，略微比喝水强一点，这是云南茶一直到明末的普遍状态。但作为地方特产，“九土述职，各贡方物，以效诚耳”，在封建王朝朝贡体制的背景之下，普洱茶仍时常作为“地方方物”敬献皇庭，这也是不少学者认为的普洱茶的“土贡”时代。
而普洱茶以尊贵身份进入帝廷，根据相关资料，最早应该是从康熙年间就已经开始了。“自康熙朝始，云南督抚派员支库款，釆买普洱茶5担运送到京，供内廷作饮”。目前可査的文献中，也有大量康熙年间云南督抚及地方官员向皇帝进贡普洱茶的记载。有着肉乳饮食传统的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很快在各地进贡而来的众多贡品佳茗中，发现普洱茶“最能化物”。随后，“遂成定例，按年进贡一次”。
八色贡茶的制作，更是丰富了普洱茶的诸多加工方式。“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普洱茶有了诸多的“打开方式”。
贡茶制度的不惜人力、不惜工本、选料精细、标准严苛，相对此前粗犷随意的土法制茶，堪称一次历时一百多年的“基因改造”。
这场“改造”的影响至深，甚至延续到了今天我们对普洱茶茶园管理、工艺制作、品饮品味等各种认知的方方面面。
以易武茶为核心六大茶山地区，逐渐形成了“高香甜、低苦涩”的滋味特征，这与西双版纳少数民族传统以“苦”为尚的风味审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香甜醇厚的易武茶，树立了普洱茶的基础价值审美，“清香独绝”“味最酽”，酽者，即汤厚也，乾隆皇帝写诗称赞“独有普洱号刚坚”。
雍正年间颁布的“云南茶法”，则奠定了“七子饼茶”的基础雏形。“系七圆为一桶，重四十九两，征税银一分，每百斤给一引……饬发各商行销办课，作为定额，造册题销”。虽然彼时老斤度量衡计重与后来的市斤略有差异，但“七两一圆，七圆一桶，每百斤为一引”（老斤一百斤约合今天120市斤，60公斤）的定例却传承了下来，成为后世人们所熟悉的“七子饼茶”（亦谓“七子圆茶”）。
七子圆茶作为清代普洱茶里的“国标茶”，因为有官方监督，在加工规范、品质质量上都稳定可靠，一路传承到了民国商茶时代，茶庄茶号们彼时加工和销售的茶品几乎都是七子饼茶。《傣族史》记载：“茶市有江内江外两区，江内以易武为中心；江外以勐海为中心。江内以制造圆饼茶为主，即一般所谓普洱茶……江外以制造藏庄紧茶及砖茶为主……”
后期，它们随着贸易的流转销往广东、香港以及东南亚各国，几乎等同于海内外消费者对普洱茶基本形态和声誉口碑的认知，谱写出一曲海内外传唱百年的“七子之歌”，影响可谓深远。
2、易武贡茶时代的中流砥柱
今天，“瑞贡天朝”仍然是普洱茶爱好者津津乐道的故事，清朝皇帝曾先后多次赏赐“瑞贡天朝”的匾额至易武，一说有宝匾五块，一说有三块。其间因历史原因各有损毁，目前仍存世一块。
关于这些牌匾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故事，最有名的是道光皇帝版。据称道光帝饮罢所献的易武茶，连赞此茶“汤清纯、味厚酽、回甘久、沁心脾，乃茗中之瑞品也”，遂赐牌匾“瑞贡天朝”。
今天的易武，“中国贡茶第一镇”的金字招牌已经被广大茶人所熟悉。但易武的成长史，却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事实上，在改土归流之前，六大茶山第一阶段的“中心”是围绕莽枝茶山展开的。六大茶山元明时期早已茶园成片，明末清初，就有汉籍茶商进出茶山买卖茶叶。到了康熙初年，莽枝茶山的牛滚塘已经是六大茶山北部主要的茶叶集散地。而改土归流的导火索，也是因为一帮江西商人入山买茶，最后在牛滚塘因风流韵事酿就惨案，成了清军进军车里宣慰司（西双版纳旧称）的借口。
雍正七年（1729年），改土归流战事结束，清政府成立“普洱府”，六大茶山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控，同时在思茅设立“总茶店”垄断茶叶。自此，由土司纳贡，变成官方直接督办的普洱茶贡茶时代也就此正式拉开序幕。
因倚邦土千总曹当斋在改土归流中平定有功，颇得清廷倚重，成为第一任的“贡茶主办官”。在贡茶时代的头几十年里，基本由倚邦进行主办（倚邦土司管理倚邦、莽枝、革登、蛮砖等茶山），易武负责协办（易武土司管理曼撒、易武、曼腊等地茶山），倚邦釆办贡茶15000斤（老斤），易武釆办贡茶66666斤（老斤）。
曹当斋是为普洱茶发展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如今倚邦老街不远的官坟梁子上曹氏家族墓地仍在，墓侧有乾隆二年御赐功德碑一块，记载了其治理茶山的功绩。曹当斋主政的几十年里，茶山安定，民族和睦，茶业繁荣，人口兴旺。因此，政治、地缘等因素，使倚邦成为这个阶段六大茶山的中心。这个时期，四川、楚雄、石屏等地汉人也陆续进入倚邦，开发茶山。
同一时期，因为贡茶采办量巨大，与曹当斋同时受命的易武土把总伍乍甫招募了大量石屏人到易武广开茶园。一时，数万汉人涌入茶山，拓垦种茶，汉人先民们带着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水平进入茶山，建设易武。“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虽有夸大之嫌，但对于今天也才一万多人口的易武来说，确实是一片�岩韵胂蟮姆比倬跋蟆�
好景不长，18世纪末乾隆中后期，因为官员盘剥、边患侵扰、瘟疫横生等各种天灾人祸，六大茶山各地人口锐减，而贡茶釆办量巨大，茶山常常难以撑持。而易武由于伍乍甫的先见之明和时运眷顾，在数十年耕耘开拓的准备酝酿下，易武茶品量俱优，锋芒初露。
1773年曹当斋去世后，易武土千总伍朝元（伍乍甫之子，乾隆中期因军功升土千总，而承袭爵位的曹当斋之子曹秀为土把总）承担起贡茶釆办主要责任，普洱茶的重心逐渐由倚邦向易武转移。李拂一的《镇越县新志稿》记载：“嘉道时期，易武茶区（包括易武茶山和曼撒茶山）年产晒青毛茶七万担，倚邦茶区（倚邦茶山、蛮砖茶山、革登茶山）年产两万担。”易武已经是六大茶山绝对的中流砥柱，六大茶山，易武居其大半，是以成为六大茶山之首。
这个时期，普洱茶也逐渐走向顶峰。从嘉庆四年（1799年）的《滇海虞衡志》中“普洱茶名重于天下”，到道光五年（1825）的《普洱茶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因贡茶之名，普洱茶誉满天下，这也加速了普洱茶号级茶商茶时代的到来。
作为贡茶指定釆办地的易武，在贡茶时代扮演着重要的核心角色。其历时之久、纳贡之巨、制作精良、身份显贵，在整个中国茶史中也难得一见。而这种影响力又随着商茶时代的到来，不断地扩散、加深、甚至固化印象——易武茶，最后成了六大茶山的代言人,并将在随后的风云百年里独领风骚。
3、普洱贡茶的时代价值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王朝大厦将倾，地方混乱、盗贼四起，贡茶运输途中已发生数次被劫事件，而朝廷又无力追讨，遂不了了之，普洱茶的贡茶时代落下帷幕。
一个时代步入尾声，但那贡茶的荣光，“加冕”的骄傲，留下的烙印，都深深影响了整个普洱茶的历史。
这是一段关于普洱贡茶的历史，但又远远不止于贡茶。改土归流，普洱入贡，六大茶山有了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三百余年间，上千年种茶历史的古老茶山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开发。从“茶在深山人不识”，到“燕都（北京）茶品之藉藉盛行者，普洱茶为第一……”。作为世界茶叶起源地的云南茶，沉寂了数千年之久，终于为世人所侧目。而后的云南茶产业逐步兴起，成为造福一方的重要支柱，云南成了全世界所公认的优质茶叶的主产区。
“每岁入贡，民间不易得”，清皇室的青睐与“加冕”，奠定了普洱茶的显贵身份。清朝的皇帝们不仅自己爱喝普洱茶，屡次为普洱茶“加持”之外，上用其祭祀祖宗，下则赐予宗亲显贵，内赏有功之臣，外赠邦交使节，普洱茶从此蔚然成风。乾隆晚年，东西方帝国的第一次对话中，获赠普洱茶的但顿勋爵（马嘎尔尼的副使）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此为中国最贵重之品”。乾隆、道光、慈禧都是普洱茶的深度爱好者，末代皇帝溥仪就曾对老舍说：“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宠物，拥有普洱茶是皇室成员显贵的标志。”
自上而下的普洱茶风潮，也让其独特风味与健康功效逐渐被世人所知，加速了普洱茶的基础价值普及。“味最酽”“极浓厚”“能治百病”“消食化痰，清胃生津”“最能化物”的普洱茶，在乾隆晚期的小说《红楼梦》中已被多次提及。
贡茶时代把“不得采造之法”的普洱茶，一步步推上了“皇家标准”的高度，将一个王朝在茶叶领域的最高生产标准和审美要求都注入其中。如同陶瓷发展史中的“官窑”一般，对推动当地的工艺水平、审美能力和产业发展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让这样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一言蔽之，贡茶时代，启发了普洱茶的觉醒，形成了普洱茶的核心价值基础，更见证了普洱茶从“初识”到“初恋”的过程。
(责任编辑：茶小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