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接触、关注茶马古道和雅安古茶,源于19年前的一次实地考察。那是2002年6月，短短半月的调研，对我来说却是终生难忘。这期间，我们参加了由西藏昌都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联合举办的藏、川、滇茶马古道考察研究开发活动。我和著名作家马丽华作为此次考察活动的总策划、领队，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作家及记者，分别从四川雅安、云南中甸出发，沿川藏线的雅安、泸定、康定、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滇藏线的德钦、盐井、芒康、左贡，到达藏东重镇昌都。在昌都举办为期3天的研讨会之后，再分南北两路，分别经八宿、波密、林芝，以及类乌齐、丁青、那曲在拉萨会合。那一路上，雨雾缭绕的茶园、高耸入云的皑皑雪山、蜿蜒曲折的壮美河谷，……在我们心中掀起阵阵波澜。
通过这次考察，我们了解到茶马古道实际是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背夫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它作为一条连接西藏与各省份的古代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不仅促进了古道沿线地区的发展，更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通道，为巩固西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大家一路上感叹道，这条曾经的茶马交易古道实在蕴藏着太多的历史奥秘，我们终其一生也未必能真正看清她、读懂她。作为《沿着茶马古道西行康区》的作者，我与广东花城出版社《随笔》杂志的编辑海帆在这次考察中最难以忘怀的地方，就包括始发站——“雨城”雅安。说起雅安，我们甘孜人最熟悉不过。无论过去在成都读书，还是现在退休定居成都，我每次回到家乡“圣地甘孜”，雅安都是必经之地。
那次的考察之路，第一站就是雅安的名山县。当地的蒙顶山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茶树栽培地之一，这里不但出产曾经专供皇室的贡茶，而且也是过去茶马互市中边茶的主要生产基地。蒙山以夏禹足迹所至而有“禹贡蒙山”之称，以入贡“仙茶”久负盛名并列诸经史。早在蜀国望帝以前，四川先民就发现了茶叶，经过药用、食用,发展成为重要饮品，至今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到了唐代,蒙山之茶列为贡茶之首,诗人白居易就曾有“茶中故旧是蒙山”的佳句。据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严道县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到了宋代，茶叶生产已遍布川西各地,名茶四起,品名众多，其中一部分“用于博马,实行官营”。据文献记载，宋熙宁十年(1077年)设置的20个买茶场,都在成都府辖区的眉、蜀、彭、绵、汉、嘉、邓、雅等州境内(《宋会要·食货》)，当时的产茶量以雅安四周为最多。
如今的雅安名山区新店镇，一座新雕刻的一男一女象征汉藏民族团结的石像巍然屹立于十字路口。在这里，我们参观了全国唯一保留的宋代管理茶马交易的茶马司遗址，院子里立着一座石碑，介绍了茶马贸易的历史。宋熙宁六年（1073年），西北地区的茶马道受阻，北路马源告竭，这就是所谓的“马道梗塞”。宋朝随即把茶马互市的重点转移到西南地区，在川西开辟了西路马源。黎州和雅州在当时既是通往青藏高原的要道，又是茶马互市的中心。宋朝规定了“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宋史·兵志》），并在此地设置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交易，渐渐把原来民间零散的茶马交换集中起来，使之成为有组织的市场。从此，大渡河以南和以西的各族同胞纷纷来此做贸易，每年单是官府所得额定马匹就达两万匹之多。
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等各族同胞尤喜雅州、名山等地的茶，所以宋朝规定这两地的茶专用于易马，不得它用。于是在雅安、汉源、康定、昌都之间，形成了以茶马为中心的贸易往来，这里也是茶马互市重要的经济区。
到了明代，茶马交易又开始兴旺发达，天全、雅安等地是明代茶马交易的主要市场。《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壬午，四川雅州碉门茶马司以茶一十六万三千六百斤，易驼、马、骡、驹百七十余匹。”“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二月，兵部奏：是岁雅州碉门及秦、河二州茶马司市马，得二百四十余匹。”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时茶马互市的兴旺景象。
四川甘孜和西藏、青海等地区的各族民众，是茶马互市的积极参与者。正如《明史》所载：“每岁长河西（今康定一带）等处番商以马于雅州茶马司易茶。”当时茶马交换的定价并不稳定，早期考虑到人们往返雅安等地路程遥远，交通不便，因此一匹中等马就可易茶1800斤，于是卖马的人逐渐增多，生意兴隆。
《雅州府志》记载：清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边引”合计茶引10.4万多张，销售地均在打箭炉。可见，自明代以来仅官府管理的茶马交易已有相当大的发展。雅安、邛崃、天全、荥经、名山等地随着茶马贸易的兴盛，茶号达80余家。清代以来，沪裕昌、夏永昌、义兴隆等茶号在藏族同胞中非常有名，其中荥经县的姜氏古茶“仁真杜吉”闻名西藏各地。这都促进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2020年，我们在荥经县参加第三届茶马古道和藏茶学术研讨会期间，也从侧面感受到了历史悠久的姜家十五代人传承古茶的执着坚守。可喜的是，他们至今仍在为弘扬雅安藏茶的优良传统，奔走于雅安与拉萨等地之间。
茶马古道不仅带来经济贸易的繁盛，也留下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生动史料，其中最有趣的可称为“牦牛尾巴的故事”：相传唐宋时期，内地戏剧演出的道具之一就是用牦牛尾巴做的假发，价值不菲。于是藏族同胞跨过高山大河，不远千里来到雅安，用牦牛尾巴换取他们所需的茶叶、布匹等，因而在雅安形成了一个市场。牦牛尾巴藏语叫做“雅昂”，所以雅安这个地名也可能与藏语“雅昂”（音译）有着关联。
从雅安到康定，要翻越二郎山，过去那些身背上百斤重茶包的背夫们，自然要历经千难万险。正如民国时期入藏考察的刘曼卿所见：“自雅至炉则万山丛脞，行旅甚难，沿途负茶包者络绎不绝，第茶一包重约20斤，壮者可负十三四包，老弱则仅四五包已足。肩荷者甚吃苦，行数武必一歇，尽日仅得二三十里。”
在漫长的茶马贸易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川藏地区、汉藏等各民族之间以茶马古道为纽带，产生了血浓于水的深厚情感。长期以来，在雅安的石棉、宝兴、天全等县，就有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如今，越来越多的甘孜人移居雅安就业、生活。无论城镇或是乡村，汉、藏、羌、彝等各族群众共舞于广场、共饮于茶楼，其乐融融。
雅鱼、雅雨、雅女固然有名，但我觉得雅安最意味深长的还是藏茶。直到如今，我每次回家乡甘孜带的都是雅安老藏茶。薄竹篾片包装的长约一米的藏茶，连同一条洁白哈达，是送给家乡亲友最实惠最讲究的传统礼物。正如格萨尔史诗吟诵的那样，茶将我们紧紧相连。
（来源：《中国民族》2021年12月雅安增刊；原标题为古道古茶凝结而成的情缘
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藏族博士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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