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消费市场变化，这年国家取消了茶叶的出口配额，层层下放的港澳头盘商制度无以为继，昔日霸主南天公司也宣布半停业，深圳富华公司则承接了大部分香港市场的需求。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年普洱茶行业接连出现的大变动，还要从普洱茶此前的定位说起。
大众饮品普洱茶
自1972年起，省茶司就取得了云南普洱茶的自主经营权。
但总的来说，普洱茶在省茶司的出口茶叶占比中并不大，利润也非常低，消费集中在港澳，在东南亚和日本地区只有部分出口，影响力也有限。
而在众多出口茶中，世界级饮品红茶是绝对的“一哥”，各地省茶司，当年就大多负责对苏联的红茶出口，也有大量红茶出口至西方国家，换取了宝贵的外汇。
当时中国和苏联的茶叶贸易主要是以物易物，中国曾用茶叶换来化肥，鱼竿，乃至汽车，摩托，运输机，建国初期还创下用四千吨茶叶换回一百余架米格战斗机的壮举。
而相比之下，普洱茶不仅总量小，定价权也不在省茶司手上，当时普洱茶一般以大宗出口，数十年来都卖不出什么价。
当年国家规定云南普洱茶定价必须高于其他地区产普洱茶，但之后还是被云南普洱茶挤出了市场，当年还有日本茶商把云南普洱茶简单加工后翻价百倍出售的情况。
在计划经济时代，职权有限的省茶司基本无力改变这一切，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下，改制后的省茶司即将在普洱茶行业掀起一轮大市场变革。
国家取消茶叶统销统购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就发现国内外对茶叶的需求日益增加，统购统销已不太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并就此向前中国茶叶公司总技师黄国光征求意见。
1984年，国务院关于同意商业部《关于调整茶叶购销政策和改革流通体制意见的报告》的75号文件正式发布，确定除边销茶继续实行派购外，内销茶实行多渠道、开放式的流通体制；出口茶签订购销合同，灵活经营；试办茶叶生产补偿基金制度的政策。
虽然在政策层面内销已经彻底放开，但各部门受旧时计划思维影响颇深，出口上行政程序的惯性也依旧，如第一批88青依然需要获得国家经贸部和铁道部批条后才被允许运往香港的。直到1993年，实行多年的统购统销政策才算是全面取消。
于此同时，为激发公司活力，省茶司总经理邹家驹大胆提出，除部分承担核心保障职能的部门外，其他部门全部打散，三人以上就可自由组合成一个新部门，负责人成为模拟法人。
这种模拟法人制的核心是公司提供资金，部门自负盈亏，为此人员工资、水电伙食都会纳入成本，觉得自己有能力的，甚至可以选择面积更大的办公室。
在短暂的混乱后，公司内人员迅速重组，一时间涌现出大大小小70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可以自主经营茶叶业务，省茶司的业务面一下子拓展开来。
与此同时，原先的普洱茶定点生产企业制度，也不再符合时代需要，省茶司就将这些订单分散到众多茶厂，也刺激原先的几大国营茶厂转变经营策略。
省茶司部门承包制改革
到了1999年，茶叶外贸彻底放开，茶叶实行出口登记，内外贸合并，远在深圳的富华公司率先进行试点改制，又占了临近香港市场的优势，发展相对较好。
市场开放之下，有很多港台茶商提出市场茶品过于单一，而且也不再想局限于靠传真电话和广交会交流，而是要求亲自到云南茶山实地考察定制茶品。
这些外地茶商，有的通过富华公司找到省茶司定制茶品，后来富华自己也在昆明设立事业部并建立茶厂，游走在福海、龙生、勐库戎氏、郎河茶厂等中小茶厂里收购毛料，满足客户定制和自己加工的需求。
这些早期易武茶，有的由香港茶商买下入仓，有的流入马来西亚，有的则留在张勤民手里，因为是首次采用石磨压制，饼型粗糙不规整，被市场称为“牛屎饼”。
前富华经理张勤民
茶叶市场变天，诸茶企曲折求生存，巧合之下，原大渡岗茶厂供销科副科长陈世怀与富华业务员合伙创业，在易武建立昌泰茶行，首批茶品即为99易昌号。
2002年左右，珠三角地区吹起一股普洱热，很快就蔓延到了全国，一时间，普洱茶成为了人们最关心的投资品，省茶司更是门庭若市，订单量直接爆满。
有些茶商的定制茶还有差异化需求，比如要求自己选择原料、绵纸，在茶饼里夹些红金丝带、大叶片，或者直接在绵纸上印个记号等。
混沌未明的市场，五花八门的定制茶，真假难辨的八中茶，有人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有人将这一时期的茶品一棒子打死，其实真相是茶叶总体产量大增，劣茶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不过在当时，并没有太多人会关注这些茶的品质，大家都只关心这些茶叶的升值价值，市场很快过热，人们却浑然不知，虚假泡沫越吹越大，待其戳破之时，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普洱茶市场大崩盘...
(责任编辑：茶小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