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代重要的贡茶品种之一，普洱贡茶自清初开始进入宫廷，其进贡历史一直延续到清末，长达二百余年。普洱贡茶从茶叶的自身品质和包装上看，相较于其他地域的茶叶，有其独到之处。每年数量巨大的茶叶从云南进入宫廷，这在清代贡茶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普洱茶不仅大量用于宫廷日常生活，是一种必备的饮品。同时还被用在祭祀、医药、赏赐及礼品等方面，特别是作为国礼赠送外国使臣，更使普洱贡茶声名远播。普洱贡茶的兴盛不仅推动着普洱茶的不断进步，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普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代宫廷普洱贡茶的使用，对清代民间的饮茶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代宫廷普洱茶文化作为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各个方面都有推陈出新之处，对现代中国普洱茶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文化差异等条件的限制，普洱茶走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发展阶段，一直到唐朝才逐渐开始被世人所知，而大量与吐蕃的交易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普洱茶走向中原。但这种情况时断时续，清代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提到“普茶不知显于何时。宋自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军以茶易西蕃之马，是谓滇南无茶矣。”说明在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还是有限度的，与吐蕃交易马匹所用的茶叶并非普洱茶。经历元明时期的发展，普洱茶逐渐成为名茶，为士庶所用。
普洱茶走进宫廷，并逐步走向其繁盛局面则是在清朝。顺治十六年平定云南，“遍隶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纳地设普洱府，并设分防。”普洱茶于康熙五十五年进入宫廷，“开化(今云南文安县)总兵阎光纬‘进普洱茶肆十圆，孔雀翅十副，女儿茶捌篓’”，这是普洱茶进入宫廷的开始。雍正七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在思茅设总茶店，以集中普洱地区的茶叶贸易。同年八月初六日，云南巡抚沈廷正向朝廷进贡茶叶，其中包括：大普茶二箱，中普茶二箱，小普茶二箱，普儿茶二箱，芽茶二箱，茶膏二箱，雨前普茶二匣。从此开始了普洱茶进贡的历史。雍正十二年，云南巡抚张允随进贡普洱茶，“普茶蕊一百瓶，普芽茶一百瓶，普茶膏一百匣，大普茶一百元，中普茶一百元，小普茶一百元，女儿茶一千元，蕊珠茶一千元。”这几种茶叶是普洱茶进贡的主要品种。据阮福《普洱茶记》记载：“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
普洱茶成为贡茶之后，其种植区域、采摘和购销都受到清政府的严格控制，“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普洱贡茶的采摘制作非常讲究，有所谓“五选八弃”之说，“五选”即：选日子，选时辰，选茶山，选茶丛，选茶枝；“八弃”即：弃无芽，弃叶大，弃叶小，弃芽瘦，弃芽曲，弃色淡，弃食虫，弃色紫。在严格的程序之后，贡茶厂才开始进入生产环节，普洱儒生许廷勋在《普洱吟》中描述了贡茶生产的场景，“万片扬箕分精粗，千指搜剔穷毫末。丁妃辰女共熏蒸，笋叶藤丝重检括。好随筐篚贡官家，直上梯航到宫阙。”其艰辛可见一斑，“瑞贡天朝”实是不易，就是这种严格的程序保证了皇帝能享用最好的茶叶。每年贡茶的数量非常之大，阮福在《普洱茶记》中记述：“福又捡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贡茶出自六大茶山，但从倚邦来说，其数量就是很大的，“倚邦贡茶，历史上皇帝令茶山要向朝廷纳一项茶叶，称之为贡茶，年约百担之多，都全靠人背马驮运至昆明。”
普洱贡茶中的御贡茶则并不与例贡茶一起，而是由地方督抚随贡单一起呈进皇帝，这些贡茶一般直接进入皇帝御用的茶房，由皇帝或皇后单独享用。一般在三大节的时候，地方官员会给皇帝进贡一些自己管辖地区的特产，茶叶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一般都会在列其中。
下表是乾隆五十九年，云南地方官员随贡单一起进贡的普洱贡茶，这些茶叶大都是在三月底或四月初运送到京城，除去采摘和加工的时间，大约只留给这些地方官员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这些精选的上等优质贡茶，会随其他贡品一起，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京城，进入皇宫。
清代，普洱贡茶的品种比较多，从各种文字记载看，其前后期基本的品种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雍正十二年云南巡抚张允随所进贡单为：普茶蕊一百瓶，普芽茶一百瓶，普茶膏一百匣，大普茶一百元，中普茶一百元，小普茶一百元，女儿茶一千元，蕊珠茶一千元。阮福的《普洱茶记》(1825年成书)中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以八类茶品为主，即：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在《宫中杂件》中记载光绪三年四月新收普洱茶的品种数量为：普洱大茶九十个，普洱中茶九十个，普洱小茶九十个，普洱女儿茶三百个，普洱珠茶四百五十个，普洱蕊茶八十瓶，普洱芽茶八十瓶，普洱茶膏八十匣。从这三条文献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普洱贡茶从雍正时期到光绪朝其基本品种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在名称上有了变动。
从实物的大小形状来看，五斤重团茶即普洱大茶，三斤重团茶即普洱中茶，一斤重团茶即普洱小茶，四两重团茶即女儿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即珠茶，茶膏也基本没有变化。除此之外，贡茶品种还有七子饼茶等品种。下面从具体来看这几种茶叶品种：
(1)团茶：又被称为人头茶，金瓜茶。“普洱茶成团，有大中小三种。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称人头茶，每年入贡，民间不易得也。”清人吴大薫在《滇南见闻录》中记述：“团茶产于普洱府之思茅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焙，制成团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土贡，有团有膏。思茅同知承办团饼，大小不一，总以坚重者为细品，轻松者叶粗味薄。其茶能消食理气，去积滞，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英国使者斯当东这样描述团茶：“茶叶并非普通散开的茶叶，而是用一种胶水和茶叶混合而制成的球形茶叶。此种茶叶可以长久的保持原来味道，在中国系最贵重之品。这种茶叶出产于云南省，不经常出口外销。”这种最贵重之品就是普洱团茶，普洱贡茶中的五斤重团茶即是贡单中的普洱大茶，三斤重即普洱中茶，一斤重即普洱小茶，这三种茶品的外形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其重量和体型的差异。
圆形团茶之外，还有着一种方形的紧压茶。据《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的记载，“(在杀青、揉捻后)然后蒸压成正方形块状，长宽各10.1厘米，每片净重250克，是压制茶中的高档产品。在清代，民间称为普洱贡茶，系皇帝赐给臣子的礼物。”这种茶砖型茶叶在清代民间茶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茶马古道中所驮运的大部分都是这种茶砖，游牧民族“杂姜盐烹而饮之”以解油腻。
(2)女儿茶：也是团茶的一种，即所谓的四两重团茶。《普洱茶记》中记载：“大而圆者，名紧压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而在《滇南新语》中对女儿茶的描述为：“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制，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两处记载中对女儿茶采自何时记述不同，从两书的成书年代来看，《滇南新语》比《普洱茶记》早七十余年，两书之间有所出入也是可以理解的。据邓时海先生分析女儿茶可能是有一个从大到小变化的过程。从现存的实物(插图)来看，阮福记述的女儿茶更为准确。
(3)珠茶：贡单中有珠茶和蕊茶的记载，其实基本属于一种，相较来说，蕊茶的茶芽更嫩，珠茶稍微粗大一些。珠茶是一种未发酵的普洱茶，也就是生团茶。珠茶是相对与女儿茶更小的一种，也就是一两五钱重团茶。珠茶的形状与女儿茶基本相似，由于其体型较小，形似水珠，故名珠茶。与发酵的茶叶相比，其味道更加浓烈，有一定的苦味。珠茶有一定的苦味，但其寒性的品质确实退烧的良药，对于伤寒等病症有一定的疗效，所以一直被列入贡茶之内。《养吉斋从录》中记述，云贵总督端阳节进贡的贡单中就有“普洱珠茶一百元”的记述，珠茶作为体型最为小巧的团茶，和女儿茶一样深受宫廷女性的欢迎。
(4)茶膏：茶叶的再生加工品，是以大叶普洱茶为原料，经过熬制、压模后做成的茶叶再加工品种。熬制的普洱茶膏，色泽如漆，膏体平滑细腻，表面富有光泽。造型上呈四方倭角形，上表面中心为团寿字，四角隅以蝙蝠纹装饰，图案布局疏密均匀，花纹规整，纹样呈阳文，与茶膏表面形成鲜明的凸凹对比。普洱茶膏在包装上也颇为讲究，以长方形纸盒为主体，外包明黄色缎子，盒盖正面印有红色正龙纹，盒内茶膏上下叠落排列，每行以云南当地所产的笋衣为材质，加工成长方条于每层茶膏下做间隔，用于防潮加固，再以长条黄绫从纵向做间隔，以防止茶膏相互碰撞。茶膏上面附黄绫说明书，盖上盒盖，将别子插入孔内，与说明书共同呈横向拉力的作用，从而能进一步固定茶膏在盒内的稳定性。如此细致的包装保证了洱茶膏达到宫廷的时候还是完整的，不至于破碎。
普洱茶膏工艺精湛，装饰美观。现存普洱茶膏的装饰上来看，这些茶膏应该是由皇家独自享用的。除了茶膏外表本身与众不同之外，其功能也有独到之处，从现存事物上所附黄单上看，是从《本草纲目拾遗》中摘抄下来的，不妨抄录于下：“延年益寿，如涨肚，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搽研敷之即愈。”由此可见，普洱茶膏不光是一种很好的饮品，更是一种必备的养生良药。
俄国学者叶·科瓦列夫斯基在《窥视紫禁城》一书中这样描写普洱茶膏，“此外还有一种特制成小方块的紧压茶，非常的昂贵。其汁液苦涩粘稠，可用普洱茶或者是其他的茶熬制而成。其中经常还要加入各种药材，甚至高丽参。咀嚼这种茶可以生津、帮助消化。”
在此要特别提出一点，清代宫廷中尚没有意识到普洱茶“越陈越香”的道理，在“贵新贱陈”的原则指导下，皇帝饮用的都是当年的新进贡的茶叶，大量的陈茶会通过各种渠道处理掉，所以现存的普洱茶最早不过光绪年间，距今一百多年，至多不会超过一百五十年。
清宫旧藏 最大型普洱茶团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茶叶的主要功能就是饮用。普洱茶在清宫中上至皇帝、后妃，下到太监、宫女很多人都饮用普洱茶。只是皇帝饮用的大多是有地方官员直接进贡给皇帝的，饮用数量上并没有限制，如：从光绪二十八年一整年时间内，“皇上用普洱茶，每日用一两五钱，一个月共用二斤十三两，一年共用普洱茶三十三斤十二两，用锅焙茶每日用一两五钱，一个月共用二斤十三两，一年共用锅焙茶三十三斤十二两。而一年陆续漱口用普洱茶十一两”。光绪皇帝对普洱茶的需求很大。需求量大，所以要求进贡茶叶的数量也非常大，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乾隆皇帝曾经在诗中称赞普洱茶“独有普洱号刚坚”，赞扬普洱茶的品质，从而影响到社会上对普洱茶的评价，“总以刚坚者为细品，轻松者叶粗味薄”，清代著名学者祁韵士在一首竹枝词中这样描述普洱茶：“水寒端合饮熬茶，大叶粗枝亦足夸。随意熬煎同普洱，龙团不重雨前芽。”说明当时世人对普洱茶已经非常认同，特别赞扬其刚坚的品质，也就有了“普茶名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记载，一个酽字将清人对普洱茶的赞誉跃然纸上。金易、沈义羚在《宫女谈往录》中记载：“老太后(慈禧)进屋坐在条山炕的东边，敬茶的先敬上一盏普洱茶。老太后年事高了，正在冬季里，又刚吃完油腻，所以要喝普洱茶，因它又暖又解油腻。”冬饮普洱，夏喝龙井已经成为清宫饮茶风尚。
皇帝会在节日(特备是三大节)期间向皇太后进献茶叶并赏赐一定数量的茶叶给周边太监等人。如“嘉庆二十五年端阳节之例，进皇太后、诚禧皇贵妃等位大普洱茶八个，女儿茶五十个；赏王子大臣翰等普洱茶三瓶，花茶五瓶；禄喜等普洱茶二十四瓶；如喜、陆福寿、长寿、寿喜、倪四官普洱茶十一瓶。”
笔者一次偶然在云南省临沧县一位苏老师家的壁画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布朗族的祖先在长途迁徙中受到疾病等侵袭，在危难之际，其中的头人(帕)岩(布朗族音：ai)冷随手抓一把茶叶放在口中，后疾病痊愈，于是布朗族就开始种植茶叶并以其为主业。而在佤族文化中，茶叶叫“缅”，据说是茶叶在危难时刻解救了佤族人的祖先，帮他们治疗疾病并保佑佤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在普洱地方繁衍生息各族的历史上，普洱茶首先是作为药材被认识的。明清学者曾经多次提到。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记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清人王昶在《滇行日录》中记载：“普洱茶味沉刻，土人蒸以成团，可疗疾”。吴大勋在《滇南闻见录》中有“其茶能消食理气，去积滞，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的记载。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有“(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虚人禁用。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犹大也。”的描述。清宫也十分重视普洱茶的药用价值，在普洱茶膏中就将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的记述覆于其上。罗养儒《云南掌故》中也说：“用普洱茶制作之茶膏，较它省为佳，若遇喉症，噙半块于口，不到半日病即消除，因此北京之人视云南茶膏为珍稀之物。”
茶在历史上作为祭祀供品源自何时目前还很难做出定论，考古学材料发现茶很早就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中，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幕中就有茶叶一箱，这是贵族以茶为随葬品的证明。现在可见的最造的文字记载出现在《南齐书·礼志》：“永明九年，诏太庙四时祭荐，宣帝面起饼、鸭臛；孝皇后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荐肉脍、菹羹；昭皇后茗、炙鱼；皆所嗜也。”唐以后，茶成为必不可少的祭祀品，也出现在礼制之中。清宫中用作祭品的茶叶大都是由皇帝精心挑选，普洱茶也位列其中。如“嘉庆二十五年，寿皇殿中龛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钱，一月用九两，一年用六斤十二两。东龛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钱，一月用九两，一年用六斤十二两。西龛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钱，一月用九两，一年用六斤十二两。安佑宫中龛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钱，一月用九两，一年用六斤十二两。东龛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钱，一月用九两，一年用六斤十二两。西龛每日上供用普洱茶三钱，一月用九两，一年用六斤十二两。共用普洱茶四十斤八两。”普洱茶用作祭祀的相对较少，主要是在一些宫殿内上供使用。除了这种直接上供的茶叶外，每年按时令举行的祭祀中都会使用大量的洁净奶茶，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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