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酒之事，两者的利弊得失可谓众所周知，却又未必都能循此而趋避之。三国时期吴国暴君孙皓嗜酒，而且又以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载见《三国志·吴书·韦曜传》。古人注酒以斗、升为容器计量单位，一升略似于一壶，“七升为限”不是上限，而是下限，即至少饮七升，饮不下则命人“浇灌”，群臣以此为苦。有一回却别有所为，仍见《韦曜传》：“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孙皓)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荈(chuan)谓荈诧，为茶字的切音；韦曜初得孙皓礼遇时，赐酒常得明减或暗减(暗中储茶以代酒)。但是，即便对韦曜，也大有变化，“至于宠衰，更见逼强，辄以为罪。……收曜付狱，是岁凤凰二年也。”同见《韦曜传》。曜被戮，别的臣子呢，“(孙皓常在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还不乏收缚入狱，“至于诛戮”者。
如今已有“公务活动不得吸烟、敬烟、劝烟”的规定，此亦大好事。酒为公共场所不禁，但饮否应当各行其宜；公务活动似可提倡不劝酒，劝酒容易滑向设置最低限量，而一旦设限也就有“上升空间”。
好饮的孙皓，硬逼他人不得少饮，那当然已经超越了“劝酒”，但还可以成为“劝酒”之戒。
以茶代酒如何？茶之利、酒之弊是明白的，以茶代酒亦即趋利避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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