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声名远播，除因自身特有的品种、品类和品质特征外，与其早早地就被列为贡品不无关系。在普洱茶的发展过程中，作为贡茶的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普洱贡茶的历史也一如普洱茶的历史一样神秘、引人入胜，一样的精深而致远。
在最早有关普洱茶记载的距今1100多年唐朝樊绰撰的《蛮书》(864年)中云“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尽管书中并未提及普洱茶这一名称，但从所记产茶的区域、历史沿革和饮茶民族等可以推断，这就是后来命名为普洱茶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其中，银生城即今思茅市景东县，是当时南诏六节度之一银生节度的所在地，其辖地含今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区。
据考证，南诏政权允许这些地方的被征服部落民族保留原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同时规定必须以当地土特产品缴纳贡赋，茶叶便是其中之一。这种作为贡赋给南诏国王朝的茶叶也应称为“贡茶”。正是南诏王朝的统治和对茶叶的需求，使银生城成为南诏时期滇南茶叶的产地、集散地及南诏银生贡茶的中转地。南诏的统治民族蒙舍蛮(即今白族、彝族的先民)正是通过银生城收取滇南澜沧江流域一带朴子蛮(即今布朗族、哈尼族的先民)等民族缴纳的贡茶，并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12世纪，南宋李石撰《续博物志》卷七中重复了这一段话，“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银生茶是当时云南茶叶的总称，也是后来普洱茶的前身，只不过“银生茶”是“散收，无采造法”。从历史来看，云南地处边远，素有“极边之地”之称，再加上南诏的统治，因此制茶方法和技术落后于当时内地团饼茶的制作。在随后的列朝列代，银生贡茶都是皇室王宫的必贡品之一。以上是普洱茶在立名之前作为“贡茶”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普洱贡茶的襁褓阶段。
明末万历年间进士谢肇淛时任云南右参政期间编撰的《滇略》中首次出现“普洱茶”名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其“普茶”也即“普洱茶”，制造技术已趋于紧压茶方面，并不断创新出以后的饼茶、圆茶、人头茶等。在普洱茶立名后，继“银生贡茶”的声誉和“最能化物，与六安同”的品质功效，普洱茶亦名遍天下，成为名茶。
清朝时期是普洱茶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普洱贡茶的兴盛和顶峰时期，正如清人檀萃在《滇海虞衡志》所云：“普洱茶名重天下，出普洱六大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在《普洱府志》中有“誉享京华”和“普茶名重京师”等记述。普洱茶经历代民间品评，地方官吏认证，最终被清皇宫策封为贡茶始于清康熙年间。
云南普洱茶之所以深得帝王家青睐，在于深山老林原始大茶树的大叶种茶，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气候地理、特定的加工贮藏和运输方式，造就具有茶味特别浓厚的特殊品质，帮助消化的功力最强，并有治疗、保健的作用。普洱茶的特性，明、清时代人士早有体验，并有多种文字记载，明末学者方以智认为“普洱茶蒸之成团，最能化物”；清人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以药性的观点记载说，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这种茶性非常适合养尊处优的皇宫贵族们的需要。阮福在公元1825年前后撰写的《普洱茶记》中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这也更加证实了普洱茶入贡清朝廷的史据，有的学者认为普洱贡茶始于雍正七年(1729年)，即鄂尔泰出任云南总督，设置普洱府控制普洱茶的购销权利，同时选最好的普洱茶进贡北京，以图博得皇帝的欢心，并得到皇帝多次赐匾，至今仍有“瑞贡天朝”一块存于世。
普洱贡茶等级森严，皇官饮用的为普洱正贡茶，是极品明前茶。云南地方向清朝廷进贡普洱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即1911年。清朝普洱贡茶产自以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等六大茶山为首的广大的澜沧江流域。据《版纳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记载：“倚邦本地茶叶以曼松茶味最好，有吃曼松看倚邦之说。”“皇帝指定五大茶山中的曼松茶叶为贡茶，其他寨茶叶概不要。曼松茶叶质厚味美，其味甘香可口，饮后神志清醒，所以其他茶山的茶农，均得出钱购买曼松茶叶上献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