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想关起门来不玩了，人家又不允许，没有办法，中国只好祭起“以茶制夷”的这杆传统大旗，可是这次面对的不再是冷兵器时代的内陆民族，传统的良策在此时一点用都没有，人家竟然还突破了地理和疆域的防线，来自英国的植物猎人福钧（Rorbert Fortune, 1813-1880）在1850年代从中国盗去茶种、茶苗，英国在印度阿萨姆种茶成功。于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了，但这条路又谈何容易？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以道德之名谴责这一场战争。但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对于弱者来说，那些自己觉得义愤填膺的谴责，又何尝不是可怜巴巴的申诉？这其实是李鸿章（1823-1901）在光绪七年（1881年）致信英国禁烟协会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的现象：对于这一场战争，“中国从道德立场看待整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卜正民等《鸦片政权》）。蓝诗玲发现，鸦片战争只是清政府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中国人谈论鸦片战争带有更多的自我批评色彩；1920年代开始，中国教科书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把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帝国主义。（蓝诗玲《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之形成》）
《茶叶战争》让人反思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缘由与意义，因为那段以茶叶为主角的故事到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一方面，大到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小到你我的具体生活状况，都与此关系不小；另一方面，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的那些渐行渐远的故事，历史就活在我们记忆、选择、解读、讲述它们的过程之中，因此被很多人用作提供其行为与权利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的一种工具，古今中外，往往如此。当然，《茶叶战争》没有直接回答、涉及这些问题，但它让人反省，对于那段历史，我们记忆和传承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记忆和传承的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内容，它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不是辱骂和恐吓。
以茶读史，是一个具体而可以触摸的策略与路径。
(责任编辑：润生)
